第十四章 末代筒子楼（3）

    外系的“筒友”，有历史系的黄春高、哲学系的周学农、东语系的姜景奎等，都是我读博士时的朋友，学问都很好。黄春高研究欧洲经济史，周学农研究佛学，后来被选为“北大十佳教师”之一，姜景奎研究印度文化，得过一个什么国际大奖。我们几个刚刚买了486电脑后，都沉迷于“扫雷游戏”。我开始时不得要领，全凭眼疾手快，扫九十九个雷用了五十八秒，以为天下无敌。一问他们，只用了三十多秒，原来有一个“双击”的窍门。我于是苦练新招，终于开创了二十四秒的纪录。这可能是末代筒子楼里最后的一种娱乐了，至于打扑克打麻将、下象棋下围棋，都已经凑不齐人手或找不到对手了。

    以前我们的老师一辈住筒子楼时，我们经常去老师家坐坐，老师也经常来学生宿舍坐坐。到了末代筒子楼，我们去老师家已经很不方便了，而学生来我们家也不方便，幸好我们偶尔还去学生宿舍坐坐，跟学生保持了比较密切的来往。胡续冬、余杰、许知远、张智乾等人的宿舍，我都拜访过。那时学生的“家当”也膨胀起来，宿舍里堆得满坑满谷，到处都给人一种“燕园米贵，居大不易”的感觉。而越住越远的老师们，也开始散布“校园环境衰败论”。

    例如谢冕先生和钱理群先生，多次批评北大越来越丧失了精神家园的氛围。而高远东师兄干脆直言“北大的风水被破坏了”，说图书馆新楼就像一只庞大的趴在那里乞食的狗，恰好前边的四个大花盆，就像四个狗食盆子。我则在《鲜活的恐惧》一文的开头写道：“北大图书馆东门外，曾有一大片鲜活的草坪。那里养育过数不清的诗歌、理想、信念和爱情。而今，那里是‘晴天一身土，雨天满地泥’的野蛮建筑工地。”工地虽然野蛮，但有了工地，就将会有新的大厦拔地而起。可是我们似乎都不喜欢那新的大厦。鲁迅在《影的告别》中说：“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如果不接受吞并，也不甘于消失，那可能就只有退出了。

    于是到了1997年，我就告别了24楼，分到了育新花园一套最小的户型，跟陈平原、吴晓东、龙清涛、姜景奎做了几年邻居。后来我又住上了更大的户型，但心底总觉得没有过足筒子楼的瘾，似乎少了点儿什么。我与人路过24楼，总要留恋地说：“我在这楼里住过。”我曾经把告别筒子楼简单地看作一种“时代进步”。我在《老钱的灯》一文中写道：“老钱在世上混了五十个年头了，还没有混到一块法定的私人居住空间。‘惨象，已使我目不忍睹。’”这句话感动过很多当教师的，不少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朗诵此文。但我现在想提出另外一个视角，告别了筒子楼，我们就告别了一种生活方式。筒子楼跟大杂院相比，人气和人情都已经削弱了许多。而今天我们所居住的这种连鸡犬之声都不相闻的“塔楼”、“板楼”，人气已经是“奄奄一息”，人情则比《孔乙己》里还要凉薄。在论述“人”与“地”的关系时指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年谱》下卷17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杜，1993年12月）谈的是军事，我看谈住房也有道理。

    筒子楼及早成为末代乃至彻底成为回忆，可能是大势所趋。希望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永远不要进入末代吧。

    原载《人民文学》2010年第7期

    入选《筒子楼的故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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