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电视连续剧《海那边》之后（2）

    那时我除了在一个叫“救世军”的教会商店买衣服以外，也去跳蚤市场。那里能买到新的但便宜的衣服。在这两个地方一般十元钱可买两件衣服，运气好可以高达四件。还能在那里买到家具，但我没买过。我的家具一半是从其他学生那儿继承的，一半是捡的。捡家具很好玩，晚上开车在小街上转，路过各家放垃圾桶的地方留点神，常常看到垃圾桶盖子上横着一只床垫什么的。我的床就是这么捡回来的，完好一件东西，躺上去，除了夜深人静偶然想到它上面躺过谁，是否活的，那念头让我的发根陡然发硬以外，别无弊处。

    所有与我穷出差不多水平的朋友，都有许多捡家具的经验，也有许多此类故事。一个朋友视力很坏，车都很少开，而每回都是他发现旧家具。朦胧中，别人只看见一个什么大对象在垃圾桶附近，他却立刻判断出那是一张餐桌，或一张写字台。这种时候往往有种探险或探宝的刺激。这些细节、人物，在我动笔写《海那边》时，便自然地出现在笔下，使我感到自己没白受一场苦，一场穷，一段艰辛生活。

    有一度我苦不下去了，把怨都发向了芝加哥，我离开了它。半年的旅行，我写出的作品都是以芝加哥为背景的，这也体现了一点，就是人通常记住和写下使他痛苦的事，而不是使他快乐的。所以，当我得知安琪与陈冲以及芝加哥电视台的子繁、迟晶在酝酿一部以芝加哥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时，我马上提出参加写作。

    从安琪手中接过剧情提纲后，我便动笔了。那时我住在洛杉矶我姑母家，有免费住房和免费三餐，加上我在台湾得的文学奖消除了我的经济恐慌，我头一次找回在国内做专业作家时的从容。

    两星期后我便完成了二十五集中的七集，寄给陈冲和安琪后，她们决定由我来执笔完成全剧。安琪当时正在写她的英文小说，已和出版商签了合同，陈冲在忙于拍片，所以她们的时间无法得到保障。她们分别将已写成的一集半剧本以特快专递寄给我，由我开始了从头至尾的整体创作。

    洛杉矶也是个中国留学生云集的城市，我表姐夫开的羊毛衫工厂里就有几百中国女学生。我便常常与她们闲聊，吃惊地发现她们中有更曲折和古怪的故事。《海那边》中，一个瘫痪的篮球明星，专门找矮个子中国学生供他当拐杖拄着走路，便是从她们那儿得来的故事。也有许多奇妙的心理体验，比如她们说最难堪的是进门脱鞋：中国学生的袜子往往是脏的和破的，而进富有的台湾人家做工，总要脱鞋，因此她们对脱鞋那一刹那的心理感受，是十分微妙的。

    还有许许多多的细节，例如，有的女学生虚荣，却又舍不得买晚礼服去参加晚会，她们就从商店里买件价值一两百的衣裙，当晚装扮过，第二天再把它退掉，只要设法保留那个标价纸签就可以。美国的商店是允许退货的，售货员绝不问你的退货理由，甚至她还会对你说—声：“抱歉，我们这里没有让你喜欢的东西！”还例如，有个中国男学生特别有集体观念，只要他见到便宜货：三角一打的鸡蛋，一元一件的t恤，等等，他都会一股脑儿买十多份，再分给他的朋友，他这个好习惯弄得他自己一直很穷。

    直接的和间接的生验，都成了我写作《海那边》的矿藏，也使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纪实性。我也采用了同样的生活素材创作我的小说，它们使我在两年中获了五个文学奖，这使我想到，人在最失意时，竟是被生活暗暗回报着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同时在准备去台湾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稿，有些内容与这篇文章是相同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出书，也是第一次将电影版权卖给台湾的电影公司。我终于以写作为生了，但再没有在国内做专业作家时的优越感。写作只不过是种种饭碗中的一只；写作也只是一种生活。甚至也不太明确：是我写生活，还是生活写我。

    很遗憾《海那边》没能按计划投入拍摄；也很遗憾我受中央电视台和芝加哥电视台之托所写的另一部连续剧《自新大陆》取代了《海那边》投入了拍摄。《自新大陆》也是以芝加哥为背景的中国留学生故事，是根据我在台湾、香港发表和得奖的小说改编。

    顾名思义——《自新大陆》，这片大陆被当时的哥伦布称为新大陆，比之我们的热土，中国大陆，它自然也是新的，是冷土。将开拓这块新大陆的经历展示给同胞，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也是她吐尽胸中淤积的一个机会。无论《海那边》也好，《自新大陆》也好，终究都是海外游子向国内亲人发的一个诚挚邀请——邀请他们走进我们在新大陆的生活，参观一番，评说一番。

    在此也感激《电影?电视文学》的全体编辑，给了我们的《海那边》一个问世的机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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