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的逻辑（1）

    2009年底，我在北京参加了有关“媒体伦理”的国际会议。伦理不仅在中国，在当代，在媒体领域存在，也是跨越时间、空间和分野的话题。就会议的切入点而言，面对着庞大的话题，以小见大是个前提。最引起我注意和关心的是：中国记者“拿红包”的问题。它反映着今天中国记者的现实和困境，作为分析的案例，再好不过了。

    不管是刚入行的还是资深的，拿过红包的还是没拿过的，现场的媒体从业者们为“记者该不该拿红包”这个问题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争论得相当激烈。说明大家经过亲身的体验，有很多话要说。

    一位资深媒体人指出：一个同行曾这样形容过辉煌的过去，“我在××年前，一个月就有1万多元的红包了”，我还能记起这个同行骄傲得意的表情。

    散会后，我给一位“跑会议”的经济记者打电话问：“你平时拿红包吗？”我们俩关系很熟悉，对方实话实说：“有，没办法，主办方每次逼着我们接受，平均一次1000元吧。”接着问：“一个月大概拿多少？”对方想了一下回答说：“最多3万吧，平均1万左右。”

    这正好与那位资深媒体人所说一致。这一情况在中国是否很普遍？我不敢轻易论断。但行业内存在着一个公开的秘密：部分记者的红包收入往往会超过工资奖金。虽然每一个地区和领域的实际情况不同，但所谓有偿新闻似乎无处不在，每天都在发生。现实传媒体制内编辑部与经营部混岗，这也是造成有偿新闻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它客观上是一场双赢交易，若给钱的和拿钱的角色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双方也不可能这么做。拿红包、收封口费、广告版与新闻版混淆、新闻栏目拉企业赞助等，都是违反所谓“职业道德”的现象。

    在那天会议上，所有参会者都达成共识，主张拿红包是不应该的、不可以的，是违反了职业道德的不良而可耻的行为。不过，“应不应该”与“可不可以”是一回事，实际上“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光从职业道德观察矛盾中的动态不合时宜，也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极端特殊的体制下，更是如此。

    同样认为“记者不该拿红包”的刚入行或地方的记者坦诚交待说：“我平时拿红包。”理由是：“活动主办方必须得让我收，没法拒绝”“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又没什么底薪，不拿红包怎么生活啊？”收入偏高的记者认为：“我们内部有个规定不可以拿红包，一旦拿红包了，不仅违背职业道德，还会降低报社的公信力”“我拿着中等偏高、能够相对安稳过日子的工资，如果一个月只拿3000元敢这么辛辛苦苦写稿吗？报社不会让记者为那么一点红包拼搏，钱应该向老板要，不该向外界要”。还有一些其他说法：“作为记者，如果尊重自己，就不可能拿红包，这是底线。连底线都没有，凭什么干这活儿？”“我们不应该讨论该不该拿红包这一低水平的话题”等等。

    我原来也知道中国媒体圈里存在的红包问题，但第一次这么集中地听到了记者们的心声，觉得挺新鲜的。其中一部分认为：“该不该拿红包不值得讨论，没什么讨论的必要，就是不应该。”但在我这个老外看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愿意还是不愿意，记者拿红包是个结果，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现象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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