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的逻辑（1）

    紧随2008年，2009年也成为了中国的多事之年，来自民间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被”、“钓鱼”、“偷菜”、“打黑”、“不差钱”等新词诞生。中国似乎成为造语大国，而这背后依存的是错综复杂的国情。

    我是平时不看电视剧和电影的无聊男人，但从了解中国国情的角度出发，观看了饱受争议的电视剧《蜗居》。此剧被那么多百姓关注，又被观众清一色描述成“好看，真实”，本来不打算看的我，后来也禁不住诱惑看完了。观看后还是蛮新鲜的，与在我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颇有相似点。郭家师妹——海萍和海藻也好，苏淳也好，小贝也好，宋思明也好，都在大城市里忙着赚钱、买房、养家，还不忘记遵从各种“潜规则”。《蜗居》应该排解了不少百姓的苦恼和郁闷，使得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共鸣才是人们在大城市里谋生的价值观念，更是使它保持稳定和秩序的思想武器。

    我也阅读了由北大国关学院的廉思师兄主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这是“80后”团队对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统计分析等立体型方法进行的社会调查。有数据，也有故事；有感性，也有理性；有情感，也有思想。不愧是得到大牌人物共同推荐，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的研究报告。据我所知，几乎所有外国媒体都到小月河、唐家岭、土井村等“蚁域”去做过考察、采访了。

    蜗居也好，蚁族也好，同样都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词语或概念，背后深刻反映的则是以“80后”为主力军，既有学历又有知识，既有目标又有未来，既有困惑又有无奈的年轻一代在大城市“混着”的实况。经过有意无意与他们的接触和交流，以及观看《蜗居》和阅读《蚁族》的感受，我重新认识到，那些奋斗着的年轻人绝不是恶化问题的原因，比如房价或失业率上涨，而是问题恶化的承受者，比如买不起房或就不了业。这些80后无非就是祖国转型及受到多种文化冲击的转折一代，是硬发展的牺牲品，责怪他们是错误的。

    “蚁族”勇敢、耐心地追求生活上的“归属感”，徘徊于城市生活的边缘，为美好的未来乐观地面对现实。蜗居则是一种信仰，哪怕每天花五个小时挤公交，居住在脏、乱、差的地方，他们非要在大城市获得自己的房子不可，为解决首付，不惜一切代价奔跑。

    冷静下来就不难发现，在大城市谋生不见得是最合理的选择。但同是“北漂”的我深有体会，北京这一大城市折射的诱惑极其难以抗拒。有序的车流告诉我，总有一天能够成功；高耸的大厦告诉我，这个社会向前发展。很难离开，不为什么。我跟大部分中国青年一样，对于选择在大城市承受巨大压力和不安的生活，从不后悔，永不放弃。

    日本人从未发明过类似“蜗居”或“蚁族”等词语，原因应该不是日本人智商低，而应该是社会环境不同。日本社会没有中国人形容的所谓蜗居或蚁族，但即使有，国民也不当回事，不把它问题化。虽然其程度和细节有所不同，但首都东京也有许多“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群体”，大学毕业生居住的地方实际上都是蜗居。东京有大量“1k”，即“一个房间，厨房，卫生间”的小房子，30—50平米。有一个人住的，也有与女友或老婆同居的。反正，日本年轻人住宿也很朴素，只是东京的房价也很昂贵，一般在6万至12万日元之间（4千至8千人民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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