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 《莽原》杂志的编辑部主任韦素园（2）

    鲁迅的新生活，因为上海高长虹的骂以及各式各样的流言，所以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的风波。1928年，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人，给鲁迅写了这样一封信：

    鲁迅先生：

    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后学闻之大愤，与之争辩。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彼二人时以为笑谈资料，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后学为崇拜先生之一人，故敢冒昧陈言，非有私怨于二人，惟先生察之。

    敬颂

    著祉！

    后学周伯超上言

    除了这些后学的道听途说加以传播之外，反目之后的兄弟周作人对于鲁迅的新生活也是多有讽刺和批判，譬如他在1930年4月17日发表于《益世报》上的《中年》一文中就有对鲁迅的新生活的影射：

    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那么容忍也还是我们从数十年的世故中来最大的应许，若鼓吹护持似乎可以无须了罢。我们少年时浪漫地崇拜了许多英雄，到了中年再一回顾，那些旧日的英雄，无论是道学家或超人志士，此时也都是老年中年了，差不多尽数地不是显出泥脸便即露出羊脚，给我们一个不客气的幻灭。这有什么办法呢？……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真恶还是要负责任，冒危险。

    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鲁迅，直到建国后，周作人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在致友人的信中，为自己当汉奸辩解时，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的两个兄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弃妻”。

    而鲁迅和自己的学生讨论爱情的机会并不多，和孙伏园大约是说够少的，但两个人因为经常在一起，所以只是口头交流，并没有书信及其他文字资料留下来。和李秉中讨论过爱情和婚姻，但也只是泛泛地讨论，并没告诉他自己和许广平的种种细节。而和章廷谦讨论过中避孕的一些细节。

    和韦素园讨论的这封书信，所以显得极其重要和趣味。

    这封信之后不久，鲁迅回北京探望母亲，并去西山看望了韦素园。时间是1929年5月30日，韦素园听说恩师要来，高兴得开了花，专门打扫出一间小房子，还请厨房的大师傅杀了三只小鸡。鲁迅在《两地书》写到了这天的经历，心情也特别畅快：“今天我是早晨八点钟上山的，用的是摩托车，并霁野等共五人。素园还不准起坐，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了许多闲天。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画像，我有时瞥见这用笔墨使读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的苦脸，便仿佛记得有人说过，素园原有一个爱人，因为他没有痊愈的希望，已与别人结婚；接着又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

    当时的鲁迅正以每天一封信的速度和怀孕中的许广平通信，然而这一次，鲁迅却并未告诉韦素园许广平已经怀孕的消息，直到两年后，鲁迅在上海被谣传被捕入狱，韦素园很担心，转折写信问候。鲁迅及时回复韦素园，并告诉他，他和许广平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已经一岁零四个月。

    然而，一年后，韦素园便不治而亡。鲁迅给韦素园写了墓志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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