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 李秉中的婚姻（2）

    《两地书?一一八》中，两次提到李秉中，1929年5月19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介绍李秉中：“前天幼渔来看我，要我往北大教书，当即婉谢。同日又看见秉中，他万不料我也在京，非常高兴。他们明天在来今轩结婚，想于上午去一趟，已托羡苏买了绸子衣料一件，作为贺礼带去。新人是女子大学学生，音乐系。”

    第二天，鲁迅便带了许羡苏代为购置的礼物去祝贺，看到那个女大学生，相貌端庄，和李秉中很是般配。在给许广平的描述中，鲁迅的笔墨非常趣味，我录入一下：“昨天往中央公园贺李秉中，新人一到，我就走了。巳秉中短一点，相貌适中。”

    然而即使是结婚以后，李秉中在后来的信中，还是有疑惑，向鲁迅多次问到婚姻问题。1930年5月3日，鲁迅关于婚姻的问题，又一次回复李秉中：“爱与结婚，确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爱与结婚，则又有他种大事，由此开端，此种大事，则为结婚之前，所未尝想到或遇见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经（倘要结婚），无可如何者也。未婚之前，说亦不解，既解之后——无可如何。”

    然后，李秉中便在回信中列举了一大堆结婚以后失意的问题，鲁迅当时已经在和许广平幸福的婚姻里沉没了，不觉得婚姻有多痛苦，相反，婚姻给了他安定和希望。所以在1930年9月3日致李秉中的信中说：“结婚之后，有所述的现象，是必然的。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

    1931年初，一个上海的小报记者，撰写假新闻，谣传鲁迅被捕。于是北京各大报纸纷纷转载，鲁迅第一时间通直京的母亲，然而，远在日本的李秉中也看到了消息，写信给鲁迅，探听虚实，鲁迅收到信以后回复。后来，李来信问及鲁迅现在的生活，鲁迅便将许广平生子的内容透露于他：“五年前有人将我名开献段公，煽其捕治时，遂孑身出走，流寓厦门。复往广州，次至上海，是时与我偕行者，本一旧日学生，曾共患难，相助既久，恝置遂难。兄由朔方归国，来景云里寓时，曾一相见，然初非所料，固当未尝留意也。孩子生于前年九月间，今已一岁半，男也，以其为生于上海之婴孩，故名之曰海婴。”

    而一个月后，李秉中从日本东京寄来一身小孩子的衣服，也表达了他们的感情亲密。

    1932年1月，李秉中的一个孩子早夭。鲁迅转折接到李秉中的信以后，立即回复，表达感伤。而此时的鲁迅正躲避在内山完造的书店里避难，上海商务印书馆全部被烧，鲁迅逃离住所时也是净身出门，所有贵重的书籍和物品均来不及携带。

    在同一时间，阅读鲁迅致许寿裳书信可知，海婴因为在阴暗的地下室居住而生了疹子，没有办法，鲁迅便租住了高档的大江南饭店，房间里暖和了一些，海婴的病情才好。然而正是因为此举，鲁迅的“阔气”在上海是出了名的。在致母亲鲁瑞的书信中，鲁迅还提到自己离家的这几天里，家里遭了贼，偷去了许广平衣服叁，海婴衣子手套等十件，厨房用具五六件，被一条，被单五六张，合共值大洋七十元。

    而对母亲说的这一段话，在同一天晚上，也在致李秉中的信里说到了，大约是李秉中关心一起写作生活的同学许钦文，鲁迅便在信里说了一句：“钦文事我亦不祥，似是三角恋爱，二女相妒，以致相杀，但其一角，或云即钦文，或云另一人。”总之，许钦文的情况因为感情的事，而不大妙。

    1932年3月28日李秉中写了一信给鲁迅，因为李秉中不久要回国谋生，所以，鲁迅没回复，然后四月间，李秉中便已回国，给鲁迅写信，大约是问寒暖，并希望鲁迅能帮助谋职。鲁迅在5月3日回复时赞赏了李秉中在信里所说的一些针砭时弊的内容，然而鲁迅告诉他说，这样清醒的文字，中国的报纸是不会发表的，他还写道：“危言为人所不乐闻，大抵愿昏昏以死，上海近日新开一跳舞厅，第一日即拥挤至无立足之处，呜呼，尚何言哉。恐人民将受之苦，此时尚不过开场也，但徒忧无益，我意兄不如先访旧友，觅生计（作何事均可）耳。”

    当时国内的形势非常不好，上海一?二八事变，鲁迅举家搬到内山完造的书店里避难，这种种现实都让鲁迅觉得哀伤。当时他写信给好友许寿裳时说，若是上海的房子被烧成灰烬的话，那么，只好全家到北京。当然，这是最坏的打算。而他的三弟周建人因为商务印书馆被烧失了业，不得不再谋饭碗。

    还是在5月3日的信里，鲁迅向李秉中说了自己的打算：“我本拟北归，稍省费用，继思北平亦无啖饭处，而是非口舌之多，亦不亚于上海，昔曾身受，今遂踌躇。欲归省，则三人往返川资，所需亦颇不少，今年遂徘徊而终于不动，未可知也。”

    在已经出版的鲁迅书信集里，鲁迅致李秉中的最后一封信是1932年6月4日写的一封短信，告知李秉中他曾经寄了一张海婴的照片给他，但大约不一定会收到，因伪京朱安女士不一定会尽力办好此事，还有就是告知李秉中自己的通信地址为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

    李秉中在鲁迅交往的青年中可谓是异类，他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青年，譬如一直追随于鲁迅的韦素园、章廷谦、萧军、萧红等人；也不是前期依附后来背叛的文学青年，譬如高长虹、尚钺、向培良等；更不是为鲁迅购买外国书籍的曹靖华等，或者和鲁迅走得很近的木刻青年们。他的身份一开始是一个并不勤奋的文学青年、借债者，而后来，则又成了武官，成了黄埔军校的学生，鲁迅自从接到他第一封信开始，到最后一封信，一直都充满了热情和希望，除了文字上他对鲁迅的认同和崇拜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性格。鲁迅觉得这个年轻人的个性和自己很像。所以，才一直关切着他。

    单纯从鲁迅书信集里看李秉中和鲁迅的关系（因笔者没有读到李秉中致鲁迅先生的信件），鲁迅的热情颇让人疑惑，因为李秉中向鲁迅除了借钱，便是求鲁迅帮着他寻求一本书的出版，再不然就是请鲁迅来参加他的婚礼，然而荒唐的是，就连他给鲁迅寄来的结婚请柬也是欠费，要求收件人付费的（这一点见《两地书》原信）。他唯一为鲁迅做的事情，是给鲁迅的孩子买过一身衣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却让鲁迅付出了十足的真诚，不但在书信里向他坦露自己的思想，甚至连他同许广平的隐秘的婚姻生活也毫不隐瞒。这一切都像是个谜语一样，颇为费解。

    然而，正是这个李秉中，后来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在鲁迅去世前，他曾经替蒋介石作说客，给鲁迅暗写了一信，劝鲁迅能加入国民党阵营里。1936年5月至7月，已当了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高级军官（相当于将军）的李秉中，这回不再以友人的身份而是代表官方接连写了三封信劝告鲁迅放下手中的投枪。其中有一封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信笺，长达3页。作为文献发表的次数较少，本人也属于无意中看到，摘录一段如下：

    鲁迅吾师函丈：

    前呈一缄，谅陈道席。比来清恙如何？日夕为念。迩天气较凉，想当佳也。禀者，关于吾师之自由一事，中（李自称）惟之数年矣！惟恐或有玷吾师尊严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启齿。近惟吾师齿德日增，衰病荐至，太师母远在北平，互惟思慕，长此形同禁锢，自多不便。若吾师同意解除通缉，一切手续，中当任之，绝不至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成效如何，虽未敢预必，想不致无结果，不识师意若何？伏乞训示。东行已有期否？吾师病中，本不敢屡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蜀胜伫盼！专此，敬祝痊福？

    师母大人、海婴弟无恙。

    学生李秉中七月十三日

    鲁迅日记中恰好有关于此信的记录，1936年7月16日，鲁迅日记：“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鲁迅当时正由日本医生须藤治疗，复信不便，故李秉中在信里特地写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也可谓用心良苦。在信里，李秉中自告奋勇为鲁迅解除通缉令，再加上用的纸张是公文纸，所以，这封信便有些婉约的意思隐藏在内里。尤其是那句打保票的话“一切手续，中（李秉中的自称）当任之”，说明了李秉中奉行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从关心鲁迅之“衰病”和用母子“互惟思慕”的骨肉之情去打动对方。

    这是李秉中和鲁迅最后的交往，之后不久，鲁迅逝世于上海，再以后，未见李秉中有大量的回忆文字发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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