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有福的人（1）

    毕竟有了一份较高的收入，和一份合适距离的思念。是啊，一想到去厕所尿尿时可以顺便看一下许广平的信来了没有，便会感觉幸福。

    有一种水果，叫杨桃，横断如五角星，外形十分地“革命”，色泽黄绿，味道有草木的清香气，微甜。许广平在信里问鲁迅，厦门可有吗？

    鲁迅答，我在这里吃到荔枝，柚子和龙眼，没有见过此种名目的水果。之所以吃的水果不多，原因仍然和广平兄在信里反复地约束有关系。

    在厦门，香蕉的价格是一角钱五个，如此零散着出售，倒是少见。彼时的钱财乃是以银元来计价，一块银元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元人民币，若是一毛钱，也相当于现在的十元钱。若是依照现在的市价，十元钱只能买五瓣香蕉，着实昂贵了些。

    所以，鲁迅在书信里特地发了一通牢骚：“此地有一所小店，我去买时，倘五个，那里的一个老婆子就要‘吉格浑’（一角钱），倘是十个，便要‘能（二）格浑’了。究竟是确要这许多呢，还是欺我是外江佬之故，我至今还不得而知。好在我的钱原是从厦门骗来的，拿出‘吉格浑’‘能格浑’去厦门人，也不打紧。”

    之所以说在厦门大学工作，钱是骗来的，是因为，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待遇颇好，每月有五百块大洋（约合如今的五万元人民币）的收入，然而，每周却只有四节课，不可谓不清闲也。

    自从离勘京的那个是非窝，杨荫榆等人的名字便极少出现在鲁迅的日记及书信里了，陈源等人也是。唯一仍然厌恶的人就在身边工作，他就是顾颉刚。

    然而，住处搬了几次以后，生活终于安定了下来，和孙伏园一起吃饭多次，发觉孙伏园的厨艺并不见佳，于是乎，鲁迅不得另请了一个做饭的工人。名字倒是很有趣，一个叫做流水，另一个叫做春来，皆诗意得很。

    林语堂在厦门大学渐渐受到了排挤，先是聘书问题，除了鲁迅、沈兼士和顾颉刚三人外，一同到来的孙伏园、章川岛等人皆没有聘书，然而这些人也都是林语堂出面邀请来的。其次是住宿，鲁迅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因为得罪了林语堂的秘书黄坚，反复地被更换住室，到厦门大学不到一个月时间，鲁迅被迫搬了三次家。

    搬家次数太多，甚至接下来还有搬家的可能，所以，鲁迅不敢置办太多的家具，所以，当他看到许广平信里写搬到新房子以后，便写道：“从信上推测起你的住室来，似乎比我的阔些，我用具寥寥，只有六件，皆从奋斗得来者也。但自从买了火酒灯（酒精灯）之后，我也忙了一点，因为凡有饮用之水，我必煮沸一回才用，因为忙，无聊也仿佛减少了。”

    厦门大学的校长林文庆是尊孔的，对于新文化很是抵触，但对鲁迅和沈兼士却格外的开恩，希望用一些好的“草”喂养他们，好挤出“牛奶”来。林语堂猜测出校长的爱好，便鼓动校长来举办一个展览会，来振奋精神，好让学生们知道，学校里还是有一些有价值的古董。林语堂有天晚上找到鲁迅，竟然要鲁迅把他的一些石刻的拓片也拿出来。鲁迅觉得好笑，在信里给许广平当作笑话讲。

    许广平呢，许广平去城隍庙的一个酒店了吃了酒，是她的一个堂兄的孩子过满月，菜很精致，在信里，她很以为坏，说：“广东一桌翅席，只几样菜，不二十多元，外加茶水酒之类，所以平常请七八个客，叫七八样好菜，动不动就是四五十元。这种应酬上的消耗，实在利害，然而社会上习惯了，往往不能避免，真是恶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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