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后的觉醒，觉醒后的进步(1)

    教育与妇女启蒙运动

    在农奴制改革的最初几十年里，社会文化最突出的一面就是教育的普及。在改革前，俄罗斯居民有文化的平均只有6%左右，官办教育和经院式的教育体系仍然是主要的教育方式。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彼得罗哥夫就反对等级学校和早期的功利主义职业教育。他认呜须普及普通教育，普通教育应成为职业教育的基础。进步的社会各界也反对教育中的等级制；其中，革命民主派还赋予道德教育以重大的意义。

    此后，全国展开了一场广泛的运动，要求创建国民学校，改变国民学校的教方法，赋予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一些识字委员会和与地方自治有联系的会教育组织，为在民间普及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早在1845年即已成立的莫斯科识字委员会，首次提出了实施普通初等教育的问题。1861年，在自由济协会中组建起了彼得堡识字委员会。它为自己制定的宗旨是“主要在摆脱农奴制依附的农民间促进识字的普及”。诸如此类的教育组织也出现在托斯克、萨马拉、哈尔科夫和俄罗斯的其他一些城市中。在这些教育组织中展的工作有：编写初等学校用书目录、编写教科书、征集国民教育所需的资金。乌申斯基有理由被视为俄罗斯国民校和教育科学的奠基人。他是一位卓越的俄罗斯民主主义教右，是为俄罗斯数千万儿童沿用了半个世纪的教科书作者。乌申斯基创立了俄罗斯的教右学派，对俄罗斯其他民族进步教育思想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60年代，政府在学校事业方面进行了改良，这是当时社会改革的一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主阵营猾活动的结果。1864年颁布《初等国民学校法令》，宣布了学校的无等级性，赋予各种社会组织以开办初等学校的权利；妇女获得了在学校授课的可能性。但是，所有学校仍必须服从于国民教涌，首先是“在人民间确立宗教和道德观念”，然后才是“各种基本的有用知识的普及”，继续被视为初等学校的基本任务。宪兵头领多尔哥鲁科夫在给沙皇的呈文中承认，“识字的好处是不容置辩的”，因此他竭力主张，“政府应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去领导这一运动……政府不能允许半数国民都将自己的文化程度归功于私人的慈善行为，而非国家”。

    1864年的法令虽然具有资产阶级倾向性，但并没有消除教育连续性的脱节现象，后者最能充分体现出封建学校等级制的原则。卡拉科佐夫于1866年对沙皇所放的一枪，成了导致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反动倾向加剧的一严峻的信号。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最流行的初等学校类型，是地方自治会小学，源于社会的倡导。在地方自治机构存在的最初10年间开办了约1万所这样的小学。在随后的年代里，其增长有所减慢。

    与俄罗斯当时存在的其他初等学校(部属学校，教区学校)相比，地方治会的三年制小学具有较好的教学内容；除阅读、书写、四则运算和神律外这里还教授自然、地理、历史方面的基础知识。地方自治会小学的教师，大多都是进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地方自治机关出资开办了专门的教师讲班，为教师的劳动付酬，并负责充实国民图书馆。地方自治机关在国民和教育方面的活动，无疑具有进步色彩。依赖地方自治关的力量创办的初等国民学校，是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社会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就。

    根据1864年的法令，在初级教育体系中，保留了教区学校。这些学校中的基础教育除阅读和书写外，还包括神律、教会斯拉夫文阅读和教堂唱诗，其基础教育水准要大大低于地方自治会小学。府对教区学校实行庇护，希望借助教区学校对学生进行宗教性和政治性的教育。

    普通中学是中等学校的基本形式，它在60年代被视为无等级的普教府。在这一时代，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普通中学——实科普通中学和古典普通中学。但是，从一开始起，这两种普通中学的权利就不是完全平等的，在1866年之后，古典普通中学实际上已成为中等教育的基本形式；实科普通中学则被改为六年制学校，其毕业生无权升入大学。古典教育因素在普通中学里的发展，古老语言教学的扩大，被政府视为一种摆脱一切灾难的法宝，使青年人免遭“革命传染病”的拯救方式。与农奴制改革前相比，普通教学有了显著的增长

    在民主阵营的影响下，政府被迫改变了其大学政策。1863年颁布的大学法令，是革命前所有大学法令中最自由的一个。在获得了自治权的大学中，创办了许多新的教研室，科研工作很活跃，毕业生的文化水准也提高了。在那些年代，大学中聚集着俄罗斯优秀的科学力量和许多杰出的学者，他们不仅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在全国的普及。

    工业和交通的技术装备的增多，生产工艺的完善，都要求专业教育水平的提高。早在农奴制改革前即已建立的彼得堡工学院和莫斯科手工业学校，均改为高等学府。至19世纪末，俄罗斯计有高校63所，在校学生近3万。这一时期，有7000多人，也就是说，约有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在高等技术学校中学习。妇女有了获得教育的可能性，妇女对社会性公益劳动的参与——这是文化民主化的标志之一。在农奴制改革前的俄罗斯，只存在有等级制的女子学校，妇女被禁止进入大学。在俄罗斯资产阶级改良的前夕，开始了一场要求赋予妇女接受中、高等教育之权利的广泛运动。50年代末，出现了第一批无等级的女子普通中学，但与男子普通中学相比，其学习科目的规模要小一些。

    在60—70年代，俄国妇女为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演变成为一场令全社会瞩目的文化启蒙运动。

    长期以来，俄国妇女的活动天地只是家庭，她们实际上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19世纪中叶，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俄队中有不少志愿女看护。60年代初，有些人猾参与了组织星期日学校的工作。在虚无主义运动影响下，受过一点教育的俄国妇女都崇尚为民众工作的精神，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不论是什么职业，也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她们都愿意去做，同时，许多贵族女子纷纷跑到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等大城市求学，希望获得一门专业知识以便摆脱家庭的束缚，谋取独立的地位。有些平民女子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但是，当时俄国的大学是不向妇女开放的。妇女们要求开办女子大学或学院的愿望也遭到政府的拒绝。于是，妇女们自行在彼得堡各处开设了讲习所或客厅讲习班，邀请大学的教授们来讲课。妇女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她们经常要求教授把每门课程讲得比规定的更多更细，并且不愿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在讲习班中，她们除了学习专门知识外，还就有关学校和教育问题展开讨论，拟订开办女子大学的计划。

    她们还把眼光转向了国外，当得知国外的某所大学招收女生时，就马上前去求学。60年代，在海德堡、柏林、苏黎世的大学里，有不少俄国女子在学习法律、历史、数学、医学等各种专业。1867年，娜杰日达·普罗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毕业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到俄国当了妇产科医生，并因此而成为俄国第一位女医生。苏斯洛娃的父亲曾是个农奴，但会读会写会算，在尼古拉一世死后从主人那里赎了身，并当上了他的领地总管，后来举家迁居彼得堡。60年代初，苏斯洛娃猾参加了争取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妇女运动，并曾在彼得堡大学和军医学院旁听，获得了初步的专业知识，为她以后的深造创造了条迹出身于将军兼地主家庭的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两姐妹也是新一代妇女的代表。她们曾深受虚无主义运动的影响，在60年代末出国求学。姐姐安娜后来同一位法国革命家雅克拉尔结婚，猾参加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妇女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经常写文章、作演讲，在进行战斗时还当护士。妹妹索菲亚在柏林大学研究数学，成为第一流的数学家，受聘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教授。索菲亚著有微分方程、分析函数以及力学和天文学方面的专著，1889年被选嗡得堡科学院第一位女通讯院士。

    在革命运动时期，妇女被允许进入大学旁听。但是，根据1863年法令，妇女升大学的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因此，许多女子便出国留学。70年代，在苏黎世大学的外国女留学生中，俄罗斯女子占80%。在俄罗斯，展开了一场捍卫妇女教育的猾的社会一科学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门捷列夫及其他一些进步学者的支持，该运动最终导致了高级女子专修班在60至70年代之交的建立。这些专修班最初开办于彼得堡；在莫斯科最为有名的是大学教授b·h·格里耶的高级女子专修班（1872年）。女子专修班按大学的大纲授课，但很长时间里，专修班毕业的妇女却没有被授予从事专业工作的权利。直到20世纪初，政府才被迫在法律上承认了俄罗斯存在高等女子教育这一事实。

    尽管政府对于让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不感兴趣，右派报刊不断地对妇女文化启蒙运动进行攻击和污蔑，但妇女们终于争得了开办女子高等学校的权利。1872年，一些从国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回来的妇女迫使政府允许她们自己筹款开办了一所女子医科学校。当俄国政府为防止在苏黎世读大学的俄国女子与流亡的革命者交往而把她们召回国时，妇女运动活动家又借此机会开办了几所新的女子高等学校。当时妇女的文化启蒙运动并不局限于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它还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妇女的斗争本身就是对旧秩序的否定，有许多年轻女子正是从这里开始走上参加社会政治运动的道路，成为反对制度的战士。

    1897年全俄罗斯的人口调查，第一次给出了一张全国教育水平的全图。俄罗斯的识字者平均占人口的21.1%，其中，男性中的识字者(占29.3%)要多于女性中的识字者(占13.1%)。在这一时期，只有1%多一点的俄罗斯国民接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只上过中学的人，仅占全部识字国民的4%。换句话说，19世纪末俄罗斯的教育水准，是由初等学校来决定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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