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新路(5)

    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代”

    19世纪40年代的俄罗斯文坛是果戈理的时代。1809年3月19日，果戈理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庭。12岁上中学，19岁到彼得堡独立谋生。起初当小公务员，后来在普希金、别林斯基的帮助和影响下从事文学创作，并以之为终身职业。

    早在中学时代，果戈理就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热爱普希金、雷列耶夫的自由诗篇，憎恨周围环境的可鄙和猥琐。到彼得堡后，穷困潦倒的个人遭遇，卑微艰辛的小公务员生活，使他对现实不满；特别是普希金、别林斯基的帮助和影响，使他进一步向往自由，憎恨，并很快就成为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现实主义作家。

    果戈理在30年代初期的作品大多属于浪漫主义的流派，后来开始转向现实主义的创作。1835年，他发表了《密尔格拉得》、《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等故事，对生活和现实做了深刻的描写，暴露了俄国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描述了小人物的社会命运。

    这些作品中给果戈理带来“文坛盟主”声誉的是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和《彼得堡故事》，也标志着他的创作向现实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密尔格拉得》虽仍是乌克兰题材，但主要描写的已不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形象或是民间传说中的虚幻故事，而是现实主义的人物性格和历史具体的生活真实。《彼得堡故事》把讽刺矛头从乌克兰转向了盛行官爵崇拜和金钱崇拜的彼得堡。小说继普希金之后通过对小官吏、小职员不幸遭遇的刻画，发展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描写“小人物”悲惨命运的主题，描绘了一幅豺狼当道、弱肉强食、一切以官级和金钱为转移的社会图画。

    与《彼得堡故事》在主题思想上十分近似的剧本《钦差大臣》完成于1836年，果戈理把自己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和非正常行为全部聚集起来，对现实社会进行抨击。《钦差大臣》标志着果戈理的现实主义的讽刺艺术已完全成熟。如果说在《彼得堡故事》中，果戈理对官僚社会的揭露还仅限于某部门或某官僚的恶德败行的话，那么在剧本《钦差大臣》中，作家就决意把一切俄国的坏东西收集在一起，一下子把这一切嘲笑个够。

    《钦差大臣》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偏远的外省城市。这城市的统治者是那个自称“做官做了30年，……曾经骗过3个省长”的市长及其“自己人”——用“越近乎自然越妙”的方法对础人的慈善医院院长，弄不清“哪一张是真的，哪一张是假的”状子的法官，千方百计地陷害进步教师的督学，整天胡思乱想、私拆信件的邮政局长，主要职责是组织警察“随便用拳头揍人”的警察署长……他们听说钦差大臣要来了，正在逐个检点自己的“罪行”和急忙设法进行掩饰。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知道这些人不但把自己的全部公务都变成了纯粹的贪赃枉法、横行霸道、盗窃国库和鱼肉人民，而且还打心眼里认为这些都是自然而又合理的。在他们看来，“没有一点罪恶的人连一个也没有。”随着市长们把从彼得堡路过这里的一名分文不值的十二等文官赫列斯塔柯夫错当成钦差大臣，剧本的揭露和讽刺更加辛辣、深刻。

    赫列斯塔柯夫空虚庸俗、胆怯心虚，却又爱摆架子，吹牛撒谎。但市长们、从官们都惯于欺骗伪装，从而把赫列斯塔柯夫的表现，看作是上司故意作态诈唬、勒索贿赂的一种手段。于是，他们一个个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急忙忙呈上贿赂。市长在提供最好的食宿的同时，献上自己的妻女。赫列斯塔柯夫则乐得假戏真唱，大捞特捞，并厚颜无耻地同时向市长的夫人和市长的女儿求“爱”。这幕丑剧，在人民群众涌来向“钦差大臣”告状时发展到了。人民群众的可怕遭遇，进一步显示了市长们的种种罪恶行径，彻底揭开了这个城市的暗无天日的现实。

    剧本虽因受作者的道德惩罚观念的限制，最后以真钦差大臣的到来，众官员的“哑场”而结束，但通过市长及其“自己人”和赫列斯塔柯夫的形象，深刻揭露了整个俄国农奴制制度的黑暗，表现了在农奴制度下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走投无路的处境。

    《钦差大臣》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一反当时俄国舞台上毫无思想内容的庸俗笑剧和传奇剧的做法，在继承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以社会主要矛盾——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为基本社会冲突的社会喜剧，并以典型生动的形象、紧凑的情节和深刻犀利的讽刺，跃居当时世界剧坛的前列。剧本题词“自己脸丑，莫怨镜子”——形象地阐明了文学创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市长的台词“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则直接表现果戈理现实主义喜剧的社会作用。

    《钦差大臣》演出后，遭到了反动派的攻击诽谤，因此，果戈理决定出国，侨居罗马。早在写作《钦差大臣》之前，果戈理就已经着手写作长篇小说《死魂灵》。迁居国外后，又经过5年的紧张写作，终于在1841年完成了《死魂灵》的第一部，并于1842年出版。

    《死魂灵》的出版引起了激烈的斗争，反动阵营诬蔑它是“污秽的”、“愚蠢的漫画”，叫嚷果戈理是“俄国的敌人”，“应当把他戴上镣铐送到西伯利亚去。”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民主阵营，却高度评价它是俄国“文坛上划时代的巨著”，是一部“高出于俄国过去以及现在一切作品之上的”，“既是民族的，同时又是高度艺术的作品”，它“巩固了新学派的胜利，断然解决了我们时代的文学问题”。

    围绕《死魂灵》第一部的斗争，其实质是维护还是揭露农奴制的大问题。尽管果戈理在小说第七章中，已经预见到了反动阵营的“那伪善的麻木的判决”，但他在这场斗争中，却表现出严重的动摇、退让，后来更不幸站到了维护农奴制的立场上去了。在《〈死魂灵〉第一部第二版序文》（1846）中，他自我否定地说作品“有许多不确之处”，“混入许多错误和妄断，致使这书的每一页上，无不应加若干修改”，并预约“好的人物和性格，是要到第二部里这才提出的”。在《与友人书简选》（1847）中，他更进一步否定自己的作品和新学派盟主的地位，为沙皇反动统治寻找理论根据，把宗教感情、道德修养和封建复古，当作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为此，别林斯基写了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1847），严肃而痛心地对果戈理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果戈理晚年思想之所以会趋向落后和妥协当然不是偶然的。还在彼得堡时期，果戈理的思想和作品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方面，他与普希金、别林斯基接近，歌颂自由民主生活，揭露农奴制度；另一方面，他又一直与斯拉夫派关系密切，反对别林斯基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主张，井在作品中表现出一定的悲观宿命思想（《圣约翰的前夜》）、宗教神秘主义（《肖像》）、对家长制的美化（《旧式的地主》）和道德惩罚观念（《钦差大臣》）。果戈理自从1836年侨居国外以后，由于长期远离进步阵营和祖国现实，又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的农民暴动持否定态度，因而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便迅速上升，宗教道德观念和社会改良主张日益加重。《死魂灵》第一部出版后，在反动阵营的污蔑、围攻和斯拉夫派的包围影响下，他思想趋向妥协更是不可避免的了。果戈理晚年思想的趋向妥协，虽然有其思想根源和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则是俄国制度对他的影响和迫害。卢那察尔斯基说得好，果戈理“被制度的铁棍打得折成了两半”，“差不多在每个俄罗斯作家的面前，……我们都可以对旧俄国宣布最严厉的，革命的诅咒，因为他们不是被它杀害，便是被它引上了错误的道路。”

    1842至1852年，果戈理全力写作《死魂灵》第二部。他力图在地主官吏群中，创造道德高尚、热爱劳动、“有神明一般的特长和德性”的理想人物；在农奴制的条件下，描绘地主农民亲密合作、彼此富裕的理想社会。但作为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总感到写出的东西不真实，形象苍白无力。因而，一再否定、重写。1852年果戈理在病中十分痛苦地烧毁了已完成的《死魂灵》第二部手稿。不久，他与世长辞。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的奠基人。他以极度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和笑中含泪的讽刺手段，无情地揭露了沙皇农奴制的丑恶和黑暗，为19世纪俄国文学建立了“持久地贯彻讽刺——所谓批判倾向的功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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