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与传统的碰撞——贵族自由主义(3)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

    19世纪3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开始形成，它是和农奴制危机不断加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农奴制危机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俄国思想界尖锐的思想斗争。在镇压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加紧了对思想界的控制和监督。为了防止自由思想的传播，政府竭力加强“精神堤岸”，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查封了一批登载过触动农奴制度和制度的文章的杂志。

    以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为首的农奴制的捍卫者，提出了所谓的“官方人民性”理论，他们说沙皇制度、农奴制度和东正教都是符合俄国“民族性”的，农奴制和制度是两种同时发展的平行的势力，他们不仅是俄国存在的基础，而且也是对抗“动乱”和“腐化”的西方的武器，是不可动摇的。他们还认为俄国的过去是惊人的，它现在更加壮丽了，至于它的未来，将超过一切，只有最富想像力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谢·谢·乌瓦罗夫伯爵提出了“东正教、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公式，为沙皇政府所首肯，并作为俄国的基本政治口号贯彻于社会生活之中。

    在40年代，俄国思想界进行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战。虽然这种论战带有狭隘的小集团的性质，但作为当时两种重要的社会思潮的交锋，对俄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斯·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阿克萨科夫兄弟、萨马林、科舍列夫、瓦卢耶夫等。斯拉夫派的成员主要来自中等地主、贵族知识分子和僧侣，他们维护沙皇制度，认为俄国的土地制度、东正教、制度是俄国的特性，俄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在俄国，进行革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主张召开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缙绅会议，反对立宪，反对与西方接触、向西方学习，尤其反对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斯拉夫派主张发展工商业，修筑铁路，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机器。斯拉夫派维护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宣扬所有的斯拉夫人都应该统一在俄国沙皇制度的保护下。

    西方派也称西欧派，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季·尼·格拉诺夫斯基、康·德·卡维林、鲍·尼·齐切林等。这一派的成员主要是地主、贵族和大商人，一些人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教授。西方派反对农奴制，主张走西方国家发展的道路，他们崇拜西方，赞赏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俄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前途等问题上，西方派与斯拉夫派有重大的分歧，但是在害怕革命，尤其是害怕人民自下而上地发动革命，推翻沙皇政府的封建统治这方面，两派却是一致的。他们主张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君主立宪，议会政治。

    19世纪上半期，俄国社会发展处在重大转折时期，在反对、抨击农奴制的斗争中，一些贵族启蒙思想家们做出了猾的贡献。这些启蒙思想家以彼·雅·恰达耶夫、尼·弗·斯坦凯维奇、齐·尼·格拉诺夫斯基等人为代表。

    彼·雅·恰达耶夫出身贵族，早在20年代就与十二月党人有密切的联系，曾参加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协会“幸福协会”。在《哲学书信》这部文集中，集中表述了他反对制度，反对农奴制的思想。他认为，沙皇政府继承了鞑靼蒙古对被征服的异族统治的方法，来对待俄国人民；农奴制的存在，是俄国生活里的黑暗和可耻的污点，是国家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他对俄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的情绪，他在分析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时说：俄国好像缺少一种内部的、传统性的思想联系。东正教、鞑靼人与蒙古人的压迫和俄国政体的野蛮独裁，是俄国落后的原因。但当我们摆脱了外国人的奴役枷锁的时候，我们却又陷进了更加残酷的、而且是被我们的解放的事实所创造出来的奴隶制度。但是，他仅仅是停留在这种严厉的批判上，并没有进一步提出推翻制度和农奴制的革命要求。相反，他害怕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将俄国的未来寄希望于教育的普及。

    尼·弗·斯坦凯维奇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系，潜心研究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他作为贵族启蒙思想家的活动，主要是和“斯坦凯维奇小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小组是由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组成的哲学学术团体，主要成员包括巴枯蘑波特金等，别林斯基有时也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斯坦凯维奇反对制度和农奴制，但是却缺乏革命的理想和愿望，他认为沙皇政府迟早有一天会自己放弃农奴制，即使这样，广大人民仍不能够参加社会的管理工作，因为人民的智力发展达不到这个水平。因此，首先应在人民中间扩大智力发展，在俄国境内普及教育。他强调，摆在进步人士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促进启蒙，发展教育，加强人们的道德修养，多做善事。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功绩，就是在不断改进自己的道德和智力的同时，去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启蒙。在“斯坦凯维奇小组”的活动中，更充分地表现了贵族启蒙思想家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

    齐·尼·格拉诺夫斯基生于贵族家庭，早年就读于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后到莫斯科大学讲授历史，并进行文学著作研究。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认为只有在祖国的土地上，才能够干出真正的事业来。他关心广大贫穷、痛苦的劳动者的生活，追求自由、进步，反对统治，主张消灭农奴制度。但是，他反对用革命的方法，特别是通过人民革命的方法来改变俄国的一切。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希望这一切能通过和平的历史发展道路在俄国实现。这种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使他在思想上往往表现出许多矛盾，如一方面深深地同情欧洲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方面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为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去揭露和认清历史发展的法则，另一方面却又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历史法则取决于精神本质。

    这一时期，斯贝兰斯基继续担任由国务会议立法委员会改组而来的第二厅主任，负责法律编纂工作。他认为通过法律汇编可以摆脱国家治理上的混乱状态，使人民能够处在一个法律环境中，扩展他们对法律和法制的认识，从而为实现政治自由做好准备。他在1830年编出了《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1833年又编成15卷的《俄罗斯帝国法典》。这时的斯贝兰斯基远较亚历山大一世改革时期的斯贝兰斯基谨慎，其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倾向。在他的后期著作中，自由主义的原则开始同东正教国家的精神目标联系起来。他所汇编的法律虽然不能成为沙皇政权的行为准则，但使得法律的观念、不能允许专横的观念逐渐进入日益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意识之中。

    莫尔德维诺夫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也仍然十分活跃，他是国务会议中的头面人物、自由经济学会主席、俄美公司负责人之一，还是保险公司、私人银行的倡导者。他不同意十二月党人的做法，但赞成他们的思想，并和斯贝兰斯基一样与他们有过密切的联系。现在，他继续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观点，认为自由是人民活动成功的唯一准则，只要消除对生产力自由的限制并充分使用这种生产力，俄国的经济就能得到高度发展。莫尔德维诺夫回避了国家制度的问题，但就城市自治、司法制度和国民教育的改革发表了意见，并在建立经济统计制度、向人民提供医疗服务、设立公共图书馆等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他的很多建议成为60年代之后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地方自治局中的主要活动内容。

    斯贝兰斯基和莫尔德维诺夫只是代表了官方的贵族自由主义的余波。俄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变动孕育着社会思想的新发展。

    不难看出，贵族启蒙思想家思想认识的局限，不可能达到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高度。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的持续发展，农奴制危机的不断加深以及西欧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俄国的影响，俄国国内30、40年代的思想斗争，都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抠了道路。赫尔岑、别林斯基、奥格辽夫，以及后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优秀代表。他们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上，同贵族启蒙思想家有着原则的分歧，他们热烈地宣传人民革命思想，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彻底地解放农奴，消灭农奴制，推翻沙皇制度。在俄国革命思想发展的历史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占有重要的一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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