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道

    杜衡和苏汶〔２〕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坛上的两种秘密，也是坏风气：一种是批评家的圈子，一种是文人的化名。但他还保留着没有说出的秘密——圈子中还有一种书店编辑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籍，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３〕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４〕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

    oho！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５〕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６〕

    五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杜衡即苏汶。他所说“批评家的圈子”，参看本卷第４２９页注〔２〕。他所说“文人的化名”，见一九三四年五月《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他所发表的《谈文人的假名》。

    〔３〕《中国文艺年鉴》指一九三二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中国文艺年鉴》，杜衡、施蛰存编辑。年鉴卷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一文，为苏汶鼓吹的“文艺自由论”辩护，同时吹捧杜衡在创作方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给了最大的供献”。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日本增田涉信中曾说：“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并不存在，是现代书局的变名。写那篇《鸟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苏汶，……在那篇《鸟瞰》中，只要与现代书局刊物有关的人，都写得很好，其他的人则多被抹杀。而且还假冒别人文章来吹捧自己。”

    〔４〕《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

    〔５〕孙行者和二郎神斗法，尾巴变成旗竿的故事，见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回。

    〔６〕苏汶在《谈文人的假名》中曾说：“用笔名无可反对，但我希望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每人是用着固定的笔名为妥……”又说：“有一种是为的逃避文责，就近又有点卑劣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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