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有人说过，去年是“翻译年”〔２〕；其实何尝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译，不过又给翻译暂时洗去了恶名却是真的。

    可怜得很，还只译了几个短篇小说到中国来，创作家就出现了，说它是媒婆，而创作是处女。〔３〕在男女交际自由的时候，谁还喜欢和媒婆周旋呢，当然没落。后来是译了一点文学理论到中国来，但“批评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现了，说是“硬译”，“死译”，“好像看地图”〔４〕，幽默家还从他自己的脑子里，造出可笑的例子来〔５〕，使读者们“开心”，学者和大师们的话是不会错的，“开心”也总比正经省力，于是乎翻译的脸上就被他们画上了一条粉。

    但怎么又来了“翻译年”呢，在并无什么了不起的翻译的时候？不是夸大和开心，它本身就太轻飘飘，禁不起风吹雨打的缘故么？

    于是有些人又记起了翻译，试来译几篇。但这就又是“批评家”的材料了，其实，正名定分，他是应该叫作“唠叨家”的，是创作家和批评家以外的一种，要说得好听，也可以谓之“第三种”。他像后街的老虔婆一样，并不大声，却在那里唠叨，说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译完了吗，你们只在译别人已经译过的，有的还译过了七八次。

    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译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约的居多；不过别人却也因此不敢译，新妇就在闺中老掉。这种广告，现在是久不看见了，但我们今年的唠叨家，却正继承着这一派的正统。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罗，是维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

    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

    三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庚。

    〔２〕“翻译年”当系一九三五年。《文学》第四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一月）“文学论坛”栏载有《今年该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说：“过去的一年是‘杂志年’，这好像大家都已承认了。今年该是什么年呢？记得也早已有人预测过——不，祝愿过——该是‘翻译年’。”

    〔３〕郭沫若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月刊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该刊编者李石岑的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认为“处子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４〕指梁实秋。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摘鲁迅的翻译是“硬译”、“死译”，并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５〕指刘半农。他在《中国文法通论》的《四版附言》中，故意将《论语·学而》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按欧化句法排列成几种句式，加以嘲笑。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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