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宾馆里这许多知名人士，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党中央提出的由李富春同志传达的为准备召开新政协的征询意见。平时则在各自的房间里看书读报，或相互串门聊天，或到文娱室玩扑克。

    按照上面的意思，这一大批民主人士，原打算请他们到哈尔滨住上一阵，待平津解放，大军渡江后再图南下。可是形势发展很快，只不过两个月时间，解放战争已势如破竹，四平一战，又解放了长春，平津已是指日可得，也许开春便可以去北平，不需要转到哈尔滨再去等候了。因此，把北上的计划改为到吉林、长春、抚顺、鞍山、小丰满、哈尔滨这些地方去参观学习。对这次活动，我本来有过一些简单的记录。但“文革”开始后，这些笔记都被我付之一炬。我至今记忆犹深的是住在哈尔滨马迪尔饭店时，父亲的青年朋友萧军来探望。他带来一沓自己编的《文化报》和合订本给母亲看。就在去年（１９４８年）秋，他为“文化报事件”受到了公开的批判。他创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也被停业交公。这些事，母亲抵达东北时已略有所闻，因当时讲述者回避闪烁，语焉不详，故这事究竟如何，她并不清楚。萧军造访的目的，看得出是要向母亲一吐胸中的块垒，谈谈整个事件的原委。但我们刚到解放区，这事件又实在太复杂，一时半刻难以弄清。再说停办《文化报》是东北局文化方面领导的决定，萧军的党员朋友为此也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母亲自然也很难表示什么。也许萧军对她的回应不满意，也就告辞而去。其实母亲在听到这事件之后，也曾百感交集。奈何她爱莫能助，什么事也做不了，况且自身在“版税”问题上又正被误解，各种风言风语如影随形，久久挥之不去，使她百口莫辩，哪里还管得了别人的事？

    哈尔滨等地的参观学习完毕，转回沈阳的原住地。交际处告诉大家，为了准备到北平，可以定做简易的木箱，数量多少不论，每人按需提出。我们这一批人除了零用钱买的杂七杂八之外，行李确实增加不少。公家发的有每人订做的皮大衣一件，日本士兵穿的厚绒线衣裤一套，俄国式的长绒羊毛毡一条，美用睡袋一只。仅仅这些物品就足够塞满一只大木箱。

    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即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的第二天，５６位民主人士共同签署的庆祝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贺电发表。２月２５日，民主人士乘的专列抵达北平。进站后，大家被直接送到北京饭店，也就是现在夹在新造的北京饭店中间的老楼。母亲和我被安排住在三楼。

    几天后，叔叔周建人全家也到了北平，与我们住在一起。他们是从上海乘船到天津，先在西柏坡的李家庄停留，等待北平解放。还有许多老朋友如柳亚子、马寅初、王任叔、胡愈之、郑振铎、萨空了、沈体兰、张志让、艾寒松、徐迈进等等，也都在北京饭店晤面，开饭时济济一堂，十分热闹。

    据统计，从１９４８年８月到第二年的８月，整整一个年头里，秘密经过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约有３５０人，其中１１９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母亲被选为全国妇联筹委会常委，３月２４日代表国统区任正团长，参加第一届全国妇联代表大会，任主席团成员。后被选为妇联执行委员。到９月参加了政协会议，任政协委员。１０月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从此定居北京。我呢，只在北京饭店住了几天，就到河北正定去，进了当时为革命青年开办的华北大学，编入政训第３１班，参加为期３个月的学习。我全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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