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住了约有两年，说是“形势紧张”，全家搬走不知去向，但有一件事尚可一谈。１９７６年，我因公带队到西德考察立体声录音技术，全团１０个人在一家中式小餐馆吃午饭。没想到巧遇他儿子也在另一桌用饭，他们是３个人。相距３０年的岁月，他竟能一眼把我认准，喊出姓名。他告诉我在代表台湾的某石油系统工作，混得不错，并告诉我他住的旅馆。回旅馆之后，左思右想非常纳闷。世界未免太小了，巧遇到同时、同地、同国、同餐厅、同午餐，５个“同”。上世纪７０年代，国民党正下力气搞“策反”，他们会不会利用幼年朋友，又是同住在霞飞坊６４号的关系，向我（们）有所企图亦未可知。因为我团的考察计划半年多前报到法、德两国，这情报台湾方面是很容易得到的。１９７６年我国出访欧洲的技术团体又很少，因此我们此行相当引人注目。考虑之后，我向使馆报告了这次巧遇。

    当晚，我们换了旅馆，离开原地，就再没有别的动静。不知这是真的巧遇还是另有缘故。霞飞坊６４号还有一家房客，是郑家阿公阿婆搬走后，经邻居６２号吴元良介绍住进来的，姓王。迁入时吴先生说是他的同学，曾学制药专业，就读于北方，现在毕业找到生化制药厂的第一份职业，新结婚没有寻到住房，要借住短期，今后你们自己需要用房随要随迁。这样，这位王先生夫妇便住了进来。不久生了个女儿，很漂亮。他们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母亲收到胡风从抗战后方经过沈钧儒帮助（那时沈是律师）索回的版税，便用这部分款子补偿王先生，供他在亨利路“顶”了二楼的住房。这样，６４号的房客就到此为止。上海解放后，母亲和我已定居北京，这所房子便退租了。

    霞飞坊６４号曾发生过一次火警，这事值得一提。那是我已经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门口拥了不少邻居，抬头向三楼阳台望去，只见左侧靠６３号的小窗有烟雾泄出，阳台里有邻居在接水，用脸盆泼着。母亲在紧张地奔忙。不久有消防队员赶来，身手敏捷地冲进三楼抢出箱子。几分钟后，队长招呼队员收队。实际上，明火早已熄了，余烬的残烟在消防队员到来之前也已经被邻居泼灭。内行人讲，幸亏那个小房间不通风，火势起不来，也幸亏母亲燃着的是裹包衣箱的麻袋套，更幸而当时母亲没有远离房门。

    火势熄灭之前，救火车并没有进弄堂，只停在茂名路上待命。队长问了起火原因，母亲是“火头”，要带到队里问话、处理。他们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救火车出动，必须用水龙头喷浇一通；若不喷浇，就要付“黄鱼”（金条）两根，不然“不好交待”。可是，家中那么多书籍哪经得起喷浇啊，父亲一辈子收集的各种版本图书岂不将全部成废纸？母亲无可奈何，只能从这两种命运里选择后者。正在母亲为从哪里筹集这两根“黄鱼”犯愁时，队长在室内到处巡视，看到父亲那张葬礼时悬挂在棺木上的遗照，他突然讲：“哦！这是周先生，交关有名，交关有名，啊，没事，没事！好口罗，收队、收队。”不待母亲致谢，径直下楼离去。一场不大不小的破财灾祸，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第二天，母亲整理被烧的箱笼，发现损失并不大，火焰仅在外壳肆虐，还没有穿透进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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