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霞飞坊后，除了周围邻居变了，还有一个很大不同，那就是同学们很少来我家串门。因为他们都住得不近。而我是从来贪玩喜欢热闹的，因此隔壁邻居的孩子就成了我的玩伴。我们总是先有一个孩子在弄堂里高声一呼，大家便纷纷从各自的后门奔出来，霎时间，这条弄堂就成了我们的乐园，而在我们看来，这条弄堂又长又宽，世界很大，我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们玩得可真“疯”！先是玩溜冰鞋，那是４只小铁轮的，不敢穿双脚，单支撑一条腿滑，那“哗哗”的响声就响彻整条弄堂。因此每当我们玩得兴高采烈的当口，有幢楼的二楼窗口就会伸出个男人的大脑袋来干涉，特别是那二三户不晓得什么国籍的高鼻子洋人更要大声呵斥，他们说的是令人发噱的洋泾浜中文：“去！去！哇啦、哇啦！……”还挥着手臂驱赶我们。不过我们不会气馁，禁止一种，我们又玩另一种游戏，反而吵声更大。那是利用一只空罐头匣，放置地面的中间，分攻守两方，以谁踢得最远次数最多为胜方。铁罐的优点是不像小皮球，会飞入人家院子而遭没收，它只会在地面打滚，每踢一脚，便发出“当啷啷”的巨响，这在我们听来分外刺激悦耳。不过玩这种游戏的时间，洋人已经被日本人强迫迁出租界了。

    住在周围的孩子们也玩本地的土游戏。如抽陀螺（也叫打勿杀）、打玻璃弹子、刮香烟牌子、扯响铃（抖空竹）等等。而我们这一圈子的孩子玩的是骑自行车，谁有车子，大家共享。学车的时候，由于我的“授”业，都习惯从车子的右侧上车。抗战胜利后，上海的车辆统统规定改变为右侧行驶，我们这批由我带出来的十几个右侧骑士正好用上，感觉特别适应和方便。

    稍微长大之后，顽皮的事更多。那个时候的气枪用的是圆球形弹子，压力小，射程短，往往麻雀被射中后，抖搂一下羽毛，又振翅腾空飞走了，令我们颇为气馁。有一次过年玩小鞭炮，便想到一招：把小鞭炮插在气枪口，点着后远远地射进邻居的室内，“啪”地一响，一定挺吓人的。不过那时正过春节，是喜庆日子，“被害者”也不肯张口骂孩子，出来客客气气讲几句道理便算了。这事的共谋者中除了我，还有索非先生的儿子——如今的中科院院士鞠躬教授。他与我同岁。可见，顽皮的孩子并不都如我这般没出息，也有人中俊杰。我们这批调皮蛋，经常要大小闯点祸，我感到这与那时家长的管教比较宽松有关，邻居也碍于大人的情面，不肯轻易骂上门来。

    待我们年龄稍长之后，便文明一些了，开始玩一种宜于在弄堂里开展的运动——打羽毛球。它不会打破人家的玻璃窗，对行人也不构成威胁。我的体质又宜于这种小球，因此到了十六七岁，我的球技已经算比较好了。也就在那时开始，我迷上了无线电，成天在家里摆弄，还搞了个小“实验室”，从此才“改弦易辙”不再是弄堂里的“皮大王”了。鞠躬教授呢，他从小喜欢听唱片，对古典音乐十分熟悉，讲起来真是如数家珍，后来一心钻在这上头。顾均正的儿子比我大一岁，虽也喜欢听音乐，但他家里没有唱片，便从短波电台上去收听。这时他和我一起学着摆弄无线电，也参加当时的“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

    总之，我们这些调皮蛋都逐渐长大了，不再干那惹人嫌的游戏了。但是，我们还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一道出去看电影。附近是国泰电影院，它上演的是首轮片子，票价贵，我们看不起。不过稍远几百米，就有５家二轮片影院，巴黎、杜美、上海、金门、平安电影院，我们就成了它的常客。看电影大家以看好莱坞片子为主，国产影片很少去光顾。

    多年后，我重返霞飞坊，想找回少时的感觉，不料早已荡然无存。只觉得这条弄堂又短又狭，毫无“宽广世界”的印象。倒忆起了当年种种调皮事，不免汗颜，也不胜感慨系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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