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说霞飞坊新居的事。父亲的床不再使用了（据说借给许寿裳夫人，后又借给邵铭之）。母亲和我睡在二楼，用我幼时睡的那架床。从这时起，母亲便陪伴我睡，带我三年半的南通籍许妈，已经６０多岁，（她来帮佣时瞒了几岁），体力下降，家乡儿女也需要她回去，在我们搬家之前，她就流着泪走了。

    刚搬到霞飞坊，电灯尚未接通，晚间要点白色蜡烛照明。我向母亲要了一册硬皮日记本，记得里边是竖格的。我雄心勃勃，表示要每天记日记，把生活经历写下来，无奈识字不多，写不成句，没几天就终止了。我很生自己的气，这样没出息！

    有一天母亲拿来毛笔、砚台和一些纸，嘱咐我书写父亲墓碑上的字。我从未练过毛笔字，真是惶恐之极，面对这令人畏惧的工具，突然变得十分可怕，它们岂是我小孩子所能使的？父亲天天用毛笔写字，因此我认为这应当是大人的事，做梦也想不到会要我写毛笔字。而且写的竟是父亲坟上的碑文。但母亲坚持鼓励我写。她说：“爸爸的墓碑，谁写都会受到牵连，你是儿子，又是孩子，他们抓不到把柄的。”就这样，万国公墓里这块字迹幼稚的“鲁迅先生之墓”，总算是我献的丑。这水泥碑现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里。每当我走近它，都会感到又伤感又惭愧。

    住了没几天，有个早晨母亲醒来（我睡在她身边），发现太阳已经从南窗晒到床前，母亲很诧异，要看钟点，一摸床旁茶几上的银质怀表，发现失去了踪影。转过头去，又见大柜门敞开，柜里空荡荡的，仅有衣架悬着。检查下来，母亲的海虎绒大衣和我一件呢大衣和几件衣服都不见了。还有钱包里的钞票也不翼而飞。粗笨的东西倒没有少。走到窗前，从那张父亲写作的桌子上可以看出，那窃贼有一个浅淡的赤足印，那５只脚趾显出是个成年人。

    母亲当即向弄堂的巡捕报告。不久来了四五个人，职位最高的是穿着黄咔叽佩有肩章的法国巡捕房的捕头，另几个是中国人“包打听”。他们听了失窃经过和初步损失后，当即拍胸脯保证迅速破案，包赔损失。随后侦查窃贼进来的窗口。这里窗外有个挑出１米宽２米多长的平台，用以遮挡开井和客堂的雨淋滴水。显然盗贼是从铁门爬到沿墙，再从这平台翻进来的。正查看时，又发现窗沿上插着三只烧尽的香杆，杆紫红色，寸半长，粗细如牙签的中段，香灰洒落在窗边，呈极细腻的淡灰色。发现香杆的“包打听”轻轻惊呼一声，喊同伴来看。他们轻声交谈会儿之后，个个面部表情便显得沉重起来，不作任何交待，就匆匆离去了。从此，巡捕房、房东各方面不再提起此事，当然亦无赔偿了。可见江湖上所传的“闷香”确有其物。只不知为何连法国巡捕房的人见到这种“高档”盗窃竟也会退避三舍溜之乎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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