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先生过世后，未亡人是内山真野。她是在日本与先生结合的。我们见到她时，估计６０开外，身高１．６０米左右，结实健壮，像劳动妇女。她单身独居在距东京市区几十公里叫板桥的地方，去那里要换三次公交车，花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尚未走到她的寓所门口，她老人家穿着木屐已经从街上迎了上来。

    街道很洁静，行人很少。路两侧是门面不大的店铺，似乎都是老店，没有繁华都市那种甚嚣尘上的气氛。真野女士住的临街平房，入门便是居室，右侧卧室，内置一个１００立升小冰箱。环顾四周陈设，可以用“清贫”两字概括。家中饲养两三只小动物，是些普通的杂色猫，那是她收养的无主猫。说着话儿小猫依偎上来，不怕生人。

    老人家正在为一位留学生代管伙食，以此贴补生活，聊胜于无。我国驻东京使馆每逢国庆招待活动，都邀请她去参加。我还从侧面了解到，内山真野女士靠老人救济金和侄子的补贴过日子，平均每天的生活费只有１０００多日元，生计极难维持。因为按日本那时的生活标准，每日这么点钱只够买三碗汤面。看到老人的困难，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就想：内山先生曾经帮助过许多中国文化名人，其中不仅有父亲鲁迅，还有很多人，比如郭沫若避难逃离上海时，也得到内山先生的救助，他被遣返回国后，又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这样一位可尊敬的友好人士的遗孀，我们难道不该伸出援手吗？

    后来，我接到内山真野女士来信。她得知大连市有一家养老院，很多老人在那里疗养。里边也有外国孤老，她很希望自己有机会进那里养老。我把她的请求转到对外友协，等了很久，没有回复。有一次我到北京医院探望阳翰笙，讲到这件事，他很同情内山夫人的境况，应允向王炳南反映（王这时在友协任职）。之后，得到答复是：大连的国际友人养老院是收留内的遗属的，内山夫人不在此列。这件事使我愧对内山夫人。因此我觉得自己作为鲁迅的后人，有责任代表曾经受到内山完造先生帮助过的所有革命者、文化人士对他处于困厄之中的未亡人予以报答的。

    恰好，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５年间，日本学研社与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在日本出版１８卷日文译本《鲁迅全集》的合同，我的继承权虽被剥夺（我将在另文详述此事），他们总可以用这全集版税给内山夫人一些帮助吧。我提出了这一建议，但久久未见答复。再三探询，才听到一种传闻：周海婴是员、人大代表，是不应当得这笔“巨大”外汇的；又说内山夫人信基督教，心肠很软，凡是有募捐者前来，不用多费口舌，她便会以基督精神，来者不拒，尽其所有去奉献。所以不能捐钱给她，但凡所得，她必保留不住。我于是又设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外汇不必经我手，免得“水过地皮湿”，而是直接付给我国驻日使馆，由使馆方面保管，或存银行，每月支付给内山夫人若干，这样总可以吧？谁知还是不放心，怕我一旦把持不牢，弄得身败名裂，还玷污了父亲的名声。在这种“好意”的说词之下，帮助内山先生未亡人的计划就此化为云烟。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目的无他，是想告慰内山完造先生在天之灵：我已经尽了力了。我只能报以无奈的苦笑。至于内山真野女士，据闻后来住入了日本的养老院。至我执笔写回忆录时，听说她已过世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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