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我们搬离虹口区，便极少和内山完造先生接触。信件、书刊不再从书店转递，店员也没什么来往。日军进租界，没收英美等对日宣战国的财产，内山分配到南京路一家三四个门面的书店，此处原是中美图书公司。书店规模不小，但生意清淡。据说内山完造对此店并未下力经营。内山的《花甲录》里讲：上面来“一道让内山书店接管中美图书公司的命令。所以使我十分为难。由我管理，我不喜欢这样做（因战胜而扩大书店）。所以，让长谷川和中村二人去经营了。”

    母亲在日本宪兵队遭受７６天磨难，日寇严刑未能得到什么口供之后，迫于社会舆论要释放母亲。为了掩盖其罪行，不直接从宪兵队放出，而是转移到沪西７６号“调查统计局”，由那里取保释放，并要由中国人开的店铺做担保。母亲回答没有相识的中国店铺，只认识内山书店。７６号开始不允许，后来觉得人不是他们抓的，扣留下去不好向舆论界交待，只得让母亲打电话请内山先生来保。内山请示了宪兵队，出面作了保，母亲才于次日离开那时人们视为魔窟的７６号。

    过了两个月，７６号发信要母亲去“谈话”，要出去的人照“我们这里的规矩，把朋友介绍进来”。母亲的回答是：“我一直呆在家里，不敢和任何人来往，别人也不来看我了，哪能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又过了不久，大约正是春夏之交的时候，母亲接到内山完造的通知，邀她某日下午到虹口“六三花园”喝茶。母亲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母亲和我商量，既然保人让去看来是躲不了的。她让我陪她同去，也好有个回旋余地和托辞。

    到了那天，我们乘了有轨电车到达虹口，走到“六三花园”已经比约定钟点迟了少许。见内山先生正在张罗，还要出席者签名，他见到我们母子俩，目光似乎一怔，迟疑了一下，像是想不到你们竟然会来。他从入口处的桌上，拿一条红色名签，替母亲佩在胸前，又看到我，找不到空白无名字的条签，寻了一条上面写着“陶晶荪”的，翻过来填上我的名字。

    我随意向里望去，熙熙攘攘半屋子人，都在高谈阔论。我们只呆了一会儿便离开了。估计内山也是遵照上面什么意图，通知母亲去，母亲也到了，证明没有离开上海，算是给了担保人的面子。内山完造没有提出什么希望或者任何暗示，因此，这个哑谜只能由知悉内情者来解释。我当时一步都没有离开母亲，是可以这么讲的。也许这真是一件“××××之谜”吧。

    第二个与内山先生有关的不解之谜，也是发生在抗战期间。虹桥路万国公墓父亲的墓碑，上面镶嵌着烧瓷头像。不知何时，这像被人破坏，且敲得很技巧，沿脸孔周围细槌击凿，正好是当中面容那部分失去了，四周却没有大的裂痕，不像有人因泄恨而猛力打击，或者被顽童以石块敲砸所致。是行家里手小心翼翼地把整个瓷像面部取走了。问题是这样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如果从善意分析，也许是为鲁迅墓的安全着想，以此掩人耳目，才费了这番苦心。母亲在一篇文章里，依据那时的世道人心，有过上述的猜想。

    后来，市面比较平静了，万国公墓的管理虽仍不如前，倒也收拾了破烂的门墙，对整个墓园也稍做了修整。这时有朋友告诉母亲，父亲墓碑上那块被敲掉的瓷质画像，又完整地按原样复制烧了一块，重镶在碑面上。这位无名仁人是谁？真令人诧异。有一次在某场合，问了内山完造先生，他一口否认。又过了一段时期，母亲又向内山书店的老店员，惟一的一位中国雇员王宝良打听，问他这件事是不是内山先生所为，王没有正面承认，也没有强烈地否认。我想，这谜底已经不难解开了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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