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朱女士表现了慈母般的关爱。有一次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

    当她得知我入迷无线电时，就在信中说：“听说海婴研究无线电颇有心得，凡人有一技之长，便可立足，也很好的。”表露了她的欣慰之情。当我长到十五六岁时，她就开始直接给我写信，除了让我向母亲转告她要说的话，还关心我的学习和身体。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我们母子俩。我体会到，她是把我当做自己的香火承继人一般看待的。

    由于当时物价飞涨，以致母亲寄去的钱，到她手里就要遭受贬值之苦，为此总感生活拮据。但她宁愿受苦，不肯轻率接受别人的馈赠。有一次她给我写信说，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只要交给他父亲的作品，她“逊谢不收”，当然也拒绝给他父亲的任何文章。同月里，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我亦婉谢”。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

    只有一次她破了例，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她来信告诉母亲：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郑彦芬找到她家，代表蒋委员长送她十万法币，她开头仍“辞不敢收”，但是这位秘书长说出一番道理，可把她懵住了。秘书长这样告诉说：“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送钱还有这种命令硬送的，难怪将这位妇道人家降服了，不得不接受。也算是笑话奇谈一例吧。只是委员长此举至今仍令我费解：一方面在压迫父亲母亲和我，另一方面又那么“关心”父亲的前妻，这究竟是什么名堂呢？

    朱女士给我们母子的信，主要是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７年她病故前的那段时间，而以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为最多，其中给母亲的１６封，给我的有９封。从信中看，朱女士主要死于老年性心力衰竭等疾病。

    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９日，朱安女士过世。由于当时母亲正受到国民党监视，不能亲自去料理她的丧事，只得请常瑞麟阿姨、宁琳先生及一家阮姓远亲代为办理。

    我这里还要说一件事。１９８６年，根据鲁迅研究的发展，北京鲁迅博物馆计划恢复“老虎尾巴”这排房子的陈设原貌。这就势必要恢复原朱安女士的卧室，并且她睡那张床亦已证实，就是那架竹床（而此前一直被误认为是祖母生前所睡。现已查明，祖母生前睡的是从绍兴乡下带出来的旧式床，有床头、床栏、尾挡板，四周有支杆可悬挂蚊帐。祖母１９４３年过世后，这架床连同祖母日用品都被周作人搬去，这架床也成了他儿子周丰一保姆关大妈的卧床，后来干脆送给她了。由此可见周作人之为人。现此床已回归“鲁博”，是拿一架新床去换回来的）。

    为什么原先没有呢？因为自从１９４３年祖母去世，朱安女士就睡到她的房间去了。而把自己的卧房改成父亲藏书的存放之处，为的是可以腾出空房租借出去。１９４６年母亲去北平所见的就是这个格局。故在“鲁博”筹备时，根据母亲的记忆，在此室挂了“鲁迅藏书室”的铭牌。现在要改过来，这就涉及到朱安女士该不该在“鲁博”出现的问题。为此馆里叶淑穗同志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当然同意。因为谁也否认不了朱安女士曾是父亲妻子这个事实，何况这许多年里，她与我们母子还有这么一份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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