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了怀炉，但江南的冬天实在太寒冷，尤其到了“三九”天，室内常常砚台结冰，室外水龙头冻得放不出水来，因此父亲仍难以坚持久坐不动地写作。

    为了保证父亲工作，后来在他的写作室兼卧室的西侧装了火炉。火炉并非昼夜不灭，只是每天傍晚，收集废纸，找寻木柴把它点着。每天晚饭后，父亲习惯总要放松休息一下，这时全家围着熊熊炉火，随意闲谈，倒也甚是有趣。这时我经常提些幼稚的问题，让父亲记在日记里，成为笑谈，如“爸爸能吃（掉）吗？”之类的忤逆话。火炉燃料需用“烟煤”，北方称“红煤”，但因为江南煤价较贵，每年总是熬到１２月中旬以后，才开始生火。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９日，父亲在《日记》中记道：“始装火炉焚火”，２１日又记：“下午买煤一吨，泉廿四。”当时，一石大米大约平均８元上下，这样，一吨煤炭所需费用，相当三石大米，实在是很昂贵了。

    取暖的火炉，记得换过几种。先头用过一种洋式铁炉，有复杂的外形，曲折的烟道。炉身上下，有好几个门，还有储煤的特殊装置，能够自动下落添煤。炉身还有摩托车汽缸外翼形状的散热片，看起来样子很科学，但它却要吃“细粮”——红煤（烟煤），还要每颗如核桃大小，如果不是“细粮”，煤块大小又不合适，往往就要卡壳。如果煤块稍碎，炉膛又被堵死，只要稍不留意，往往就烟消火灭，实在难以伺候，最后还是请它休息。接替它的，是常见的直筒圆形火炉。它没有那么娇贵，上边添煤，底下出灰，只要添足硬煤，往往可以维持到次日早晨。

    安装火炉，固然解决了父亲取暖这件大事，但洗浴仍比较烦难。我没有父亲带我到外边公共浴室沐浴过（当时上海公共浴室比较普遍）的印象。因此每逢洗浴，家里就要有一番大的动作。浴室位于一楼二楼之间的拐角处，面积约有６平方米，长３米，宽２米多。室内东南角安有浴盆，一到预定的某天下午，母亲和许妈就开始准备。擦洗澡盆，点燃炭炉，打点替换衣服。晚饭以后，洗澡的热水由路边的一家南通人开的“老虎灶”送上门，由小伙计挑两只有盖的木桶，帮你倒入浴缸；也可先倒进一半，另一桶暂摆缸边，这只木桶便滋滋冒着热气，致使室内更加雾气弥漫。浴室里先端进炭盆，木炭火发出萤萤绿光，劈劈啪啪地响着，散发出阵阵暖气，但也有一股令人不快的烟气。待洗澡水倒进浴盆，我总受优待，第一个入浴。待我浴后，才是父亲、母亲。有一次我在满是水蒸气的浴盆里洗好之后，裹着一条大毛巾，站在马桶盖上准备穿衣服。忽然感到一阵昏晕，眼前什么也看不清了。原来是木炭发出的一氧化碳把我熏倒了。不知隔了多久，我才隐隐约约地听到耳旁许妈的呼唤声音：“弟弟，弟弟。”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被抱上三楼，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这时只是感到两腿酥软，起不了床。这事着实让父母紧张了一阵。不过等到第二天一早，我照样去幼稚园上课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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