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一些文章讲到，父亲在大陆新村附近租了个房间存放书籍，称为“秘密读书室”。我尚可根据自己的印象，补述一些情况。

    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战争之后，父亲即打算从北川公寓迁居。他的日记里曾有和母亲“同往大陆新村看屋”的记载。后因父亲有北平之行，就拖了下来。直到１９３２年３月３１日，才“决定居于大陆新村”。之后，即有“移书至狄思威路”的记载。

    父亲的习惯是，平时只将日常要用的，或新近买的书存放在家里。二楼卧室里有个书柜，总是塞得满满的，连顶上也堆着一包包的书。狄思威路才是他主要的藏书处。

    狄思威路今称溧阳路，我曾随父亲去过几回。是二楼一间普通的房间，面积约有几十平方米，沿壁四周，都是木制书箱。箱子本色无漆，有活门，内分两格，装满各种书籍，可以加锁。一只只书箱从下而上，几乎叠到屋顶。这种书箱由父亲设计，木板制成，体积并不过大，迁移搬运，书籍连箱运走，不致混乱散失。有如当今的小“集装箱”。

    记得头一次去是某天的下午。我们来到这幢楼下，从大门进去，一转弯走上木制楼梯，来到二楼，父亲用钥匙开门以后，我也随之而入。刚一进门，虽是白天，室内光线很不够，几乎看不清楚里边的东西。父亲随手开灯，我环顾四周，粗粗一瞥，只见电灯吊在屋子中央，普通白色的灯泡，顶多２５瓦，有个圆伞形灯罩。室内没有可供长时间阅读的桌椅，没有烟缸、茶具和热水瓶之类的用品，灯罩也未见裹上纸筒。由于久已不住人吧，只感到房间里有点潮湿阴冷，且因久不开窗，还有一股发霉的气味，待不多久，便感到有点寒气袭人，冷飕飕的。父亲以极快的动作，从几个书箱中分别取出几册书籍，用随身带来的布包袱包好，锁上房门，即带我来到了街上。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叔父周建人。这一天，他兴致很高，谈到这间藏书室，他说，他曾在鲁迅博物馆讲过一次，内容是，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鲁迅托内山先生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藏书之用。因为这屋里存书较多，光线较暗，长时间看书是不可能的，他到那里去，主要是拿要看的书，或者存放已经看过的书，因此还是称为藏书室比较合适。

    后来，叔叔又一次回忆起藏书屋，把我叫去，说因上次的谈话而引起进一步的回忆。他说，鲁迅和创造社的成仿吾笔战时，曾跟去过一次溧阳路藏书室。是用钥匙打开进去的。那时代租房子，只要按时付房租，至于住什么人、姓什么，房东一概不问不管。门开进去，一房间都是马列主义方面书籍，也有苏联的文艺理论之类和国内外左翼杂志，总之，满屋子都是这一类书籍。叔叔还讲：在回家的路上，你父亲问我家里是不是有马列主义书籍？我说有。他说怎么能放在家里！我说：“书店里不是公开放在柜台上卖的吗？”他说：“唉！书店里卖和家里有，是完全两回事，你怎么可以随便放在家里呢！”由此可见，鲁迅在笔战时，还要随时警惕敌人到家里搜查。我从他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１日写给曹靖华的信中也读到这样的话：“此地变化多端，我是连书籍也不放在家里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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