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美）张邦梅著　谭家瑜译

    张邦梅：

    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和男友陪一位从中国来的学者共进早餐。

    我已经不记得那学者的姓名，只记得他到哈佛大学作一天左右的访问。

    我当时的男友大卫是个白人，他学过中文，对中国事物（包括我在内）很感兴趣，所以透过一个学术交流计划，自愿留这位学者过夜。

    剑桥市那天清晨是个典型的新英格兰大冷天，我们三人坐在几乎是空荡荡的餐厅里用餐。我心想，这又是轻松平常的一顿早饭，我可以在那儿看报纸，烦恼下堂课要上什么，而且大部分时间不用和大卫或那学者有太多交谈。我与他见面只是为了吃那顿早饭，而且我不像大卫那样，觉得从中国来的人有什么新鲜的。

    当我起身再去倒些咖啡的时候，那学者用中文对大卫说：“她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后来，大卫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勃然大怒。这个人有什么权力说那种话？他怎么知道什么叫做中国人，什么不叫中国人？难道只因为我生长于西方，不在中国长大吗？为什么我如此愤怒？

    当我将幼仪和徐志摩两人从1918到1921年的经历与此对照后，我对这人所下的评语作了许多思考。幼仪于1 918年生下阿欢后，发现自己在硖石过得闲闲散散而不安于室。徐志摩则于此时远赴美国，自克拉克大学毕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政治硕士学位，又开始攻读博士。1920年10月，他凭着一股冲动放弃美国学业，漂洋过海到英国。

    本来打算跟着罗素（bertlandrussell）读点书，却发现罗素当时根本不在英国，而且罗素因为在战时主张和平，而被剑桥大学除名。

    徐志摩徘徊伦敦街头，写道：“那是我深感抑郁和追求新方向的一段时期。”

    我很好奇幼仪对自己未能获得与徐志摩相同的教育机会这件事，作何感想。如果她也有同样机会，她可能会变得怎么不一样？我认为徐志摩从未给过幼仪机会。他自始就对幼仪不怀善意，而且从不让她有说话的机会。

    1989年夏天，我漫步于剑桥大学（即康桥大学）气势如虹的草坪和中古世纪的纪念碑间，心中想像着徐志摩在1 921和1922年间必然曾于此地造成冲动。根据史料记载，李察斯（i.a.richards，译注：美籍英国文学评论家）曾邀请徐志摩参加“异端社”（here-ticsclub）这个专门讨论韵律学和翻译学的文学圈子的活动，佛斯特（e.m.forster，译注：英国小说家）描写过，与徐志摩见面是他毕生最兴奋的事情之一，狄更生也一直戴着徐志摩因仰慕而送他的帽子。

    徐志摩的那些西方朋友一定觉得，他同时带着异国情调和唐吉诃德式的情操，也是个头脑聪明，个性浪漫，在西方传统中发现到同质精神与风格的中国人。我认为徐志摩拥有东西方最优秀的特质，很羡慕他能如此融入西方世界，他融入得比我这个成长于西方的人要好。

    他是怎么办到的？他又如何与西方人成为朋友，却没被他们喊成“清客”和冠上一些名称？我羡慕他这种驾驭能力，他似乎拥有一切，中国人推崇他，西方人也欣赏他。

    难道他是用一种对自己的同胞和妻子所没有的盲目态度，对待和接纳英国人？我大部分的朋友也不是中国人，这是否意谓着我和徐志摩一样，都是吸吮白种文化的人？

    念大学的时候，我好羡慕那些只和自己人搭上关系的中国人，他们彼此以中文交谈，结成一大伙四处晃荡。他们看起来总是那么自己在满足，而每当我和其他中国人在一起时，就会情不自禁注意自己，在我们行经校园的时候，担心别人会以为我们是外国人或校外人。

    当我与西方朋友一起走过一群中国人身边时，我又没办法不好奇他们对我持何种看法。他们会认为我鄙视自己的传统吗？我和什么人在一起都有问题。譬如说，如果我走进一家中国餐馆，服务生马上跟我说起中文的话，我就会有压迫感；要是他不跟我讲中文，我也同样觉得不安。

    我想和华裔男子约会，也想和西方男子拍拖，但只有在后者对中国略有认识的条件下，才与他们外出。而对只和中国女子约会、假设中国女人比美国女人卑躬屈膝的西方男子，我也觉得不屑和猜疑。更教我生厌的是那些自称对中国极感亲切，以至于自认对中国的了解比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还多的老外；而最令我痛恨的，是那些斗胆想对我剖析我自己的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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