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无分文地出了门。那是一月的芝加哥，北风刮得紧，回去取钱便要顶风跋涉半小时，无疑是要耽误上课了。

    这时我已在地铁入口，心想不如就做个赤贫和魅力的测验，看看我空口无凭能打动谁，让我蹭得上车坐，赊得着饭吃。我唯一的担心是将使芝加哥身怀绝技的扒手们失望。

    “蹭”上地铁相当顺利——守门的黑人女士听说我忘了带钱，5个一寸长的红指甲在下巴前面一摆，就放我进去了，还对着我的后脑勺说：“要是我说‘不’你不就惨了?你该感谢上帝，我一天要说99个‘不’才说一个‘是’呢！……”

    她笑得很狰狞，像个刀下留人的刽子手。

    12时59分下课，很想跟同学借点午餐钱，又怕他们从此跟我断绝来往。

    开学那天，一个大龄男生借了一位女同学9块钱，下面就出现了一些议论。所以，我打消了借钱的念头，饿死也得为我们大龄同学们争气。

    所有同学都进了校内那个廉价餐厅，我只好去校外昂贵的一家意大利餐馆。

    一个意大利小伙子过来在我膝盖上铺开又硬又白的餐巾。我点了鲜贝通心粉，吃最后几根时，我开始在心里排演了。吃不准笑容尺度，但是不笑是不可以的，人家小伙子忙了半天，至少该赚你一个笑容吧。我眼睛盯着账单，手装做漫不经心地在书包里摸那个丢在我卧室枕边的皮夹，然后我已经分不清是真慌张还是假慌张地站起来，浑身上下逐个掏口袋。“灾难啊！”我说，“我的钱包没了！”

    小伙子瞪着我。他耐人寻味地看着我自我搜身，一遍又一遍，然后摇摇头表示遗憾：“冬天穿得厚，扒手就方便了。”

    我表示非常难过，如此白吃，还吃得那么饱。他连说可以谅解，都是扒手的错。他拿了张纸，又递给我笔，请我留下地址和电话。

    我说这就不必了，明天保证把饭钱补上，连同小费。可他还是坚持要了我的电话号码。

    写完后我抬头笑笑，这一笑，魅力就发射得过分了，因为他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楚楚动人的，问：“平时可以给你打电话吗?”我打着哈哈，说可以可以。

    我打算徒步回家。

    走在芝加哥下午3点的街道，风吹硬了街面上的残雪，每走一步都要消耗掉一根通心粉的热量。

    很快我放弃了，跳上一辆巴士。

    一上车我就对司机说我没有钱，一个子儿也没有。司机点点头，将车停在一个路口，客客气气地请我下车。

    我红着鼻头对他笑着说：“明天补票不成吗?”他鄙夷地说：“天天都碰上你这样的！来美国就为了到处揩美国的油！”我正要指出他的种族歧视苗头，一只皱巴巴的手伸到我面前——是个老头，怀抱一把破竖琴。他把手翻过来打开拳头，掌心上有4枚硬币……

    付完车钱，我立刻拿出我那支值10块美金的圆珠笔，搁在他手里。他说：“你开玩笑，我要笔干吗?”他摘下眼镜，给我看他的瞎眼。我问他在哪里卖艺，他说在公立图书馆门口，或在芝加哥河桥头。我说：“明天我会把钱给你送过去……”他笑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下了巴士，离我住处还有5站地，我叫了辆计程车。司机是个锡克人，白色包头下是善良智慧的面孔。我老实交代，说钱包忘在家了，他静静地一笑，点点头。到了我公寓楼下，请锡克司机稍等，我上楼取车钱。更大的灾难来了：我竟把钥匙也忘在屋里。我敲开邻居的门。我和这女邻居见过几面，在电梯里谈过天气。女邻居隔着门上的安全链条打量我。我说就借10块钱，只借半小时，等找到公寓管理员拿到备用钥匙，立刻如数归还。

    “汤姆！”女邻居朝屋内叫一声，出来一个6岁男孩。女邻居指着我说：“汤姆，这位女士说她住在我们楼上。你记得咱们有这个邻居吗?”小男孩茫然地摇头。

    我空手下楼，带哭腔地笑着，告诉锡克司机我的绝境，请他明天顺路来取车钱，反正我跑不了，他知道我的住处。他又是一笑，轻轻点头，古老的黑眼睛与我古老的黑眼睛最后对视一下，开车走了。

    我想起田纳西·威廉姆名剧《号街车》中的一句话：“我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这句话在美国红了至少30年。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作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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