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章以「如果」開頭，指的就是未曾成為「事實」的一種可能。「如果」雖然並非「事實」，有時候卻會以「事實」說出更多隱藏的道理。因此讓我們從「如果」開始：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後張愛玲到了台灣。

    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後張愛玲到了台灣，那麼，她必然將遭遇到此生最大的夢魘.因為，從一九六○年五月四日起，台灣的官方即組成了「中國文藝協會」。

    它在宣言中表示，「今後絕不許文藝匪諜潛伏，將來也絕不放文藝漢奸逃生。」

    一個文學被意識形態化的時代開始到來。走紅於「孤島時代」的上海，張愛玲當年就已和柳如斯、沙千夢並稱「三大文妖」：再加上她的前夫，汪精衛身邊紅人胡蘭成，儘管那是一場極其失敗的婚姻，但單單這些就足以讓張愛玲戴上「文藝漢奸」的帽子，被整或許不會，但刨根似的批鬥則大概難免。除此之外，清末豪門如李鴻章家族、盛宣懷家族等又都和國民黨缺乏淵源，李盛家族在上海的事業以招商局為主，在一九三○年代末期，蔣介石與李盛家族為爭招商局而勢同水火，李鴻章的孫子李國杰，他們家族的掌櫃傅筱庵均投在汪精衛門下，傅筱庵甚至官拜上海市長，他們因而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戴笠的「軍統局」暗殺。作為李鴻章曾外孫女的張愛玲如果到了台灣，那會有什麼好下場！沒有到台灣當廉價的箭靶，似乎是除了文學外，充滿了錯誤的張愛玲一生裡少有的好選擇。沒有牽扯，不成為某些人眼裡的牛虻，反倒讓張愛玲和台灣讀者間有了一個安全的距離；她沒有被無端的騷擾，人們則能欣賞她遠遠站著未被污染扭曲的身影。

    因此，張愛玲沒有到台灣是對的。她是那麼傲慢、旁觀，甚至還有點孤僻；她只對自己貼心，從不管什麼時代的風潮，那是一種上海式的圓滑世故和犬儒。

    看多了皇親國戚、將軍政要，以及這黨那幫在上海起伏進出，對歷史的不確定已讓她和其他同代的多數上海人一樣，只剩下冷峻的觀看，而不再對歷史亢奮.

    她曾說過：「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蒼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這惘惘的威脅.」「將來的平安，來到時已經不是我們的了。」這已不是犬儒，而是某種程度的軟性虛無了。這樣的張愛玲怎麼可能忍受總是持續亢奮的台灣，而在與鄉土兩種亢奮間擺動的台灣，又怎麼能受得了張愛玲？張愛玲沒有到台灣所產生的安全距離，反而給了持續亢奮的台灣一種文學上的選擇。

    因此，張愛玲和台灣之間是有著一種奇特的緊張關係.張愛玲看多了徒然成為雲煙的政治起伏，而她無力也不願在這樣的起伏裡做出選擇。她自己曾說過：她不是那種有能力逃難的人，逃難意味著要到一個新地方過很久沒有收入的日子。於是，一種超過了歷史的宿命感，遂轉化成她冷冷有如自然主義般觀照世間種種的清澈。

    她極端的個人化，從中學畢業留言冊裡「最恨：一個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結了婚」即可看出，她把自己和自己的文學放到了生命的首位。她從不諱言「自私」

    ，她是那種即使屋外有槍砲聲，仍能兀自寫著自己小說的人。許多人是時間愈久、愈被遺忘，張愛玲則是愈來愈被記得。

    因為生命情境的不同，張愛玲疏離了她自己的那個時代，但對台灣和中國更多的人，卻是另一種生命景況，他們一樣的活著，但必須為活著尋找某種更集體性的意義.生命的情境不涉及對錯，而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在歷史上，張愛玲選擇的是偏離了主流的叉道。她不會被同時代的多數人所喜歡，但歷史卻也有它開玩笑似的殘酷，當它的發展跳過了某個階段，依附於那個時代的迷思也就會解體，一切事務將被拉到同一平面來看待，誰更永久，誰只是風潮，也將漸漸分曉。文學通常等待的都是後來，而非眼前，對所有的文學創作者，最恐怖的乃是作品完成若干年後的那個「遺忘期」。到了那時候，人們才會比較公平地作出評價.不滿情緒的轉移，處於某種時代因而造成的特殊好惡都會淡化。許多人是時間愈久，愈被遺忘，張愛玲則是愈來愈被記得。

    張愛玲沒有選擇到台灣，也沒有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從這樣的意義來看，或許是她一生中難得的正確.她沒有將自己拋擲到由於歷史情景而必須面對的「忠奸之辨」的困境裡.而一講到「忠」「奸」，只要是中國人，就難免多多少少會有點手足無措的尷尬。用忠奸之辨殺人，和用禮教殺人相同，都是人類文明史裡一種事後會讓人羞愧的過程，但當它正在發生時，卻都是一張張正義凜然亢奮的臉。

    「忠奸之辨」第一個讓人想到的是四十年代後期開始的「麥卡錫旋風」，麥卡錫主控的「非美國人委員會」就不知犧牲了多少傑出的作家政客及文化人。「非美國人」是美國定義的「奸」，麥卡錫在那個蘇聯竄起、美國人憂心忡忡的時刻，將集體的恐懼轉化為憤怒，於是「奸」就被製造了出來，它滿足了亢奮與集體的嗜血症。

    其實，「忠」並沒有什麼不好，如果人們能忠於事，而且相互忠誠，不彼此出賣背叛，一個社會也才有可能鞏固穩定。孔子在他的那個時代，周遊列國之間推銷他的道理，他沒有現代意義的忠奸問題.忠與奸後來成為問題，乃是政治意識形態化，甚至連人際關係也被意識形態化的結果。「忠奸」由宮廷鬥爭裡人際關係的意識形態化開始，而後這兩個字辭被不斷膨大繁衍。

    到了現代，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由於清廷不振，列強不斷侵略，忠與奸的問題更被推到了一個最高點，即就是以漢族沙文主義為中心的「漢奸論」。「漢奸論」最義正辭嚴的例子或許是清末革命烈士陸皓東的供詞了：

    「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據我子女衣帛。

    ……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

    只要在清朝為官的漢人即是漢奸，漢族沙文竟然可以到這樣激烈的程度！

    中國被嚴酷到不可能的「忠」「奸」之辨束縛得已到了驚人的程度。我們可以假設一個情況，如果一個朝代亡了，或者一個地區陷落，失敗的統治者由於一了百了，不再有道德上的煎熬，但其他人呢？而這其實正是清初漢人遺民知識份子最大的痛苦之一。明亡之後，顧亭林、黃宗羲、李顒、呂晚村等人都是最講究氣節的大知識份子，但他們究竟要堅持到什麼程度？沒有多久，顧亭林的二甥及弟子潘次耕、黃宗羲的兒子黃百家、李顒的兒子李慎言、呂晚村自己和他的兒子呂葆中，就都成了清朝官吏。從呂晚村的詩裡可看到真正受「忠」煎熬的痛苦：

    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裡姓名非。

    苟全始信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

    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

    也正因此，當後來讀清代學術史，發現徐狷石告訴應潛齋，說道：「吾輩不能永錮其子弟，以世襲遺民。」遂驚訝得拍案而起，心中想道：「這才是真正大英雄的言論！」徐狷石竟然敢於用「遺民不世襲」之論，向難倒讀書人千百年的「忠」「奸」問題挑戰！心中有忠奸之別是好的，但用忠奸之別來殺人或羞辱人則成了罪惡。

    同樣的道理，抗日戰爭結束，國民黨收復台灣，在全國肅奸聲中，獨將台灣排除在外，未把許多人喊打喊殺的日本殖民政府下的御用紳士台灣人視為「漢奸」，這也讓人覺得還頗有是非。只是這裡面的真正道理並不為那些接收官員所理解，他們到了台灣，總是使用著諸如「奴化教育」等字眼來對待台灣人，用什麼樣的語言，代表了有什麼樣的心態，不弄出個「二二八」，才怪！

    因此，用忠奸之辨來禁錮他人或懲罰他人，是一種歷史上的過度殘酷。讀國民黨歷史，最讓人不能忍受的，就是「藍衣社」和各種特殊行刑隊在淪陷區的誅殺「漢奸」，甚至許多民間商界人士也都無法倖免。派人暗殺侵略中國的日本軍人，或許合乎戰爭規則，但連只不過為了身家性命或虛榮的商人也被當成漢奸，未免太過不仁。戰爭的野蠻會讓一切不合理都被歌頌，抗日時的殺漢奸、後來的懲治漢奸，以及到了後來在文化上的刨除漢奸，這不是中國多漢奸，而是人們用漢奸的標準，塑造出了大量的漢奸！時代的變化中，的確會有人因為愚蠢自私而作出錯誤的選擇，只要未曾多行不義，就算不得奸。他們只會在政治上因為所犯的錯誤而付出沒有前途的代價，「奸」字當頭並不能解決問題，殺漢奸殺得風聲鶴唳，倒楣的還是人民。

    台灣到了多年之後的現在，仍有人將昔日孤島時代的上海那些鴛鴦蝴蝶派文學及不是抗戰文學的文學「非文學化」，不去理解孤島上海的歷史情景，少了理解就會多出專橫與粗暴。張愛玲還好逃過這些粗暴。今日要更精準的理解張愛玲，或許真有必要從新興的「上海學」裡尋找線索。

    說到漢奸，又想到最近抨擊李登輝，他的父親李金龍在日治時期當日本警察也被稱為「漢奸」，「漢奸論」推演到這樣的程度，太可怕了吧！人為甚麼總學不會厚道呢？（南方朔：新新聞雜誌總主筆）

    ※按：本文錄自皇冠《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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