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又来到香港，但这一次和上次的心情却大不一样。

    香港照例是陌生的，但她不怕，已习惯这陌生的世界，陌生中又有自由，“楼下公鸡啼，我便睡”①，像《日出》中陈白露那样日晏高卧，更重要的是她可以卸掉一切的政治顾虑，尽情地写自己的东西，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即使她随心所欲地骂的坏话，也没有别人来干涉她。她为自己获得的这种自由而庆幸，把在大陆上的见闻和牢骚不满通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

    张爱玲到香港后，初期寄居于女青年会，设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加锡知道张爱玲的文名，能写一手漂亮的中文，又具有英语功力，便邀请她为香港的美国新闻处翻译作品，稿酬很优厚。为了生计，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她也非常乐意干。美国新闻处请她把台湾作家陈纪滢的小说《获村传》译为英文。她还替美新处用中文译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玛乔丽。劳林斯的《小鹿》（后改名为《鹿苑长春》），根据马克。范。道伦编辑的《爱默森文集》编译的《爱默森文选》，华盛顿。欧文的《无头骑士》等。张爱玲对这些翻译的兴趣并不高，她说：“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没办法。

    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又说：”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只是迫于生计而已。但是她庆幸的是，在这里认识了一位也是做翻译工作的女同事——邝文美。邝文美是学者宋淇的夫人，宋淇（笔名林以亮）与夫人四十年代在上海时就是张爱玲的忠实读者，那时和上海的许多知识界人士一样，迷上了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很想见见张爱玲，但听说张爱玲脾气很怪，不喜欢与人往来，也就无缘相识。

    他听夫人说现在张爱玲就与他的夫人在一个机构工作，志趣相投，关系还不错，大喜过望，便由夫人作介，认识了张爱玲。这样的萍水相逢，张爱玲与宋淇夫妇从此成为最好的朋友，终生的知音，这恐怕也是缘份。②张爱玲所供职的美国新闻处是美国新闻署设在香港的窗口。五十年代初，由于美国出兵朝鲜，中国开始了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针锋相对，关系恶化。美国新闻舆论气势甚嚣尘上，张爱玲在这里工作，不可能不受这种政治舆论的影响。更何况她逃离大陆时本来就对的统治心怀不满，她的思想与感情在她所写的作品流露出来，带上了一定的政治色彩。

    张爱玲在翻译之外，开始了用英语写小说，她首次用英文写了长篇小说《秧歌》。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大陆土地改革之后的农村生活。土改之后，月香由在上海做帮佣而回乡生产、她本来是满怀着希望回去的。但是回家后发现，尽管分到了土地，她的丈夫金根还是村里的劳动模范，但家里却非常贫穷，全村都受穷受苦吃不饱。她在上海积攒的一点钱，亲戚邻舍还要来借。金根的妹妹金花出嫁了，丈夫家里更穷，他们兄妹两人从小是孤儿，相依为命，感情一直很好，金花来借钱，金根想借给妹妹点钱，但月香不肯，甚至也不给金花做一顿干饭。夫妻两人为此事生气。

    但是他们的一点钱还是留不下来。快过年了，村里干部要求每家拿出四十斤年糕、半只猪去慰问军属，没养猪的要出钱。村干部王同志来做工作，说因为金根是劳模积极分子，动员他带头出钱，但金根说家里没有钱，两人吵闹起来，月香怕闹大了，赶忙拿出钱来，息事宁人。

    然而金根还是很积极地做年糕交上去了。金根交去的年糕过秤时，王同志刁难他，说不够斤两，他与王同志又大闹一场。在旁边观看的人为交年糕的事不平，群情激愤，借机起哄，吵着要政府借钱过年。一群人拥到民兵镇守的仓库要抢粮，眼看乱得不可收拾，民兵们开枪威胁，向人群中扫射，枪声一响人群向四处奔散，在混乱中，金根受了重伤，女儿阿招被人群踏死。

    当月香拉着丈夫到金花家去躲避时，金花对嫂嫂心怀不满，又怕连累到自己家，不肯收留他们，甚至不去看她哥哥。月香只好拉金根到别处藏身。

    金根因为自己闯了大祸，难以逃脱，又怕连累了月香，就投水自杀了。月香万念俱灰，死去了女儿，又死了丈夫。她失去了理智，纵火烧了粮仓。大火被扑灭了，而月香本人已被烧死。

    风波过后，新年到了，人们照样地扭着秧歌，抬着礼品挨家挨户去慰问军烈属了。

    这篇小说是张爱玲以《人民文学》一篇文章梗概为轮廓，拼凑些道听途说的“根据”，或从报纸正面宣传中看出反面的材料，加上虚假的想象力而完成的，因此它违背时代的真实感。其实质是歪曲历史事实，攻击中国的土改政策。

    张爱玲起初住在女年青会，独居一室闭门写作，她的名声渐渐大了起来，有人知道她就是四十年代上海文坛上大红大紫的才女张爱玲，便登门拜访。

    张爱玲最怕打扰，托宋淇夫妇在他们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换个别人不知的处所。这个斗室陈设异常简陋，屋里连书桌都没有，更没有书橱，也没有书。

    张爱玲每晚坐在床上，就着床边的小台几写稿。她是一个来去无牵挂的人，“我故意不要家里太舒齐，否则可能：（一）立刻又得搬家。（二）就此永远住下去。两者皆非所愿。”这样没有负担，专心写作。那时她正在写另一部中文长篇《赤地之恋》。

    《赤地之恋》完全是美新处授意她写的，由于美国的立场，想要她写这么一本反对的作品。大纲已代她拟定好了，她没有自我发挥的余地，比起《秧歌》来，她更没有实际的生活经验和素材，写起来十分不顺手，尽管她很认真对待，但仍没有把握，她又为《赤地之恋》求得一签，占得的结果是：勋华之后项降为舆台安分守己仅能免灾这自然是不好的征兆，但她还是硬着头皮把书写了出来，先用中文出版，再翻译成英文。美国的出版商果然对此书没有兴趣，她在香港《今日世界》社分别出版了中文、英文本，中文本尚有销路，英文版则很少有人问津。

    《赤地之恋》的历史背景跨越了土改、三反、抗美援朝等历史阶段，以刘荃与黄绢的恋爱为主线索。主人公刘荃在大学时代本是有政治理想与抱负的革命青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华北农村去搞土改，在这里，他看到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土改批斗地富，但村里地主富农不够数，为了完成上级的指标，把有些本不属于地富成份的中农也抓起来斗争，他的房东唐占魁是个中农，忠厚老实，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刘荃根据上边政策认为他不会有问题，但是唐占魁受到严刑逼供，最后被枪毙了。

    刘荃觉得很负疚，但也无办法挽救，而且他还得随人一起参加对唐占魁的行刑。经过这一番打击后，他的理想破灭了，深感痛苦，与对现实同样不满的一位善良女子黄绢相爱，找到一点安慰。

    土改之后，他又被调去从事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这里他更看透了现实的黑暗与丑恶，对一切都失去了希望。成为一个寻欢作乐的人，和穿着列宁装满口革命语录内心却横流的女干部戈珊轧上了姘头。黄绢的到来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就在这时，三反运动又开始了，刘荃无缘无故地被牵进了他的上司的案中，被抓起来关进狱中。戈珊想出一个“一石两鸟”的毒计，抖出张励为刘荃开脱罪责，又抛出毒饵让黄绢上钩。黄绢为了能救出刘荃的生命，迫不得已满足了一个权要人物的兽欲，以牺牲自己的保住了刘荃的生命。

    刘荃出狱知道后，痛苦万分，对无比愤怒，他主动地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想在战争中忘掉这一切，战争中他被美军俘虏了。到了遣返战俘时，他本来可以选择到台湾定居，但却选择了回大陆这条路。“他并不指望再看见黄绢，但是他的生命是她的幸福换来的，他总觉得他应当对她负责，善用他的生命。他想不出更好的用途了。”他怎样“善用他的生命”，怎样才是“更好的用途”呢？

    张爱玲在结尾写道：他要回大陆去，离开这里的战俘，回到另一个俘虏群里。只要有他这样一个人在他们之间，就永远不能放心。

    他知道战俘回去是要遇到残酷的报复的，但是他现在学乖了，他相信他能够胜利地通过这一切，回到群众中。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不会永远是一个人。一万四千的战俘的坚决与勇敢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毫无疑问，这些近于煽动人们情绪的话一定是美国新闻处官员的“授意”所在。张爱玲这部小说最失败之处也就在于这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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