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以后，中国以排山倒海之势，风卷残云般地从东北到中原向国民党发起全面的进攻。辽沈战役、淮海战役连连告捷，1949年1月又和平解放了北平，这样大半中国的领土已经被解放。4月，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挥师南下，强渡长江，直抵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的覆灭。5月27日，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了。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蒋介石苦心经营的这座“大厦”倾塌了，他们仓皇不知终日，纷纷逃走，国统区的未能逃掉的人们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动。他们有点茫茫然、惶惶然的恐惧，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张爱玲的心理与一般上海小市民的心理一样是一种茫然。1949年，她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等到了全国的解放。

    刚刚解放，新旧时代的急剧变化，照例是有点人心不安的。但这样的时间不长，很快便出现了新的气象，共和国百废待兴，在这个有百年历史的中国最大都市中，人们的生活得到安定，旧社会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百姓也参加了建设新中国的热潮，翻了身的人民空前兴奋，到处是标语红旗，是敲锣打鼓扭秧歌的欢庆场面。

    张爱玲的生活，虽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也不比以前差。她还是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没有什么社会职业，仍与姑姑住一起。姑姑张茂渊当时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任职，写作之余，她也与姑姑这位不爱交往的人一起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每次试片她都与姑姑去看，见了熟人只是点头笑笑，也不多应酬。有时姑侄二人或者到书店淘淘旧书，回家翻阅。她们曾淘到一本《大卫。科伯菲尔》的英文原版书，在几个朋友中相互传阅。虽然没有什么社会职业，生活也还算是惬意的。她凭着自己的触觉，感到自己还是可以继续写下小说的。但是写什么？怎样写？她却没有多少把握。

    张爱玲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天生没有政治头脑。她向来是一个冷静的人，不喜欢热闹，不喜欢狂热，尤其是政治上的。翻身的人庆解放，自己是什么呢？自己以前也不是最底层的百姓，现在也无所谓翻身，自己也不值得这么的狂喜与激动。在这个“人人劳动一切公平合理”的社会中，她感到有点失落，在现实面前保持了自己过于理智的冷静。她静下心来，回顾自己几年来走过的路，设想以后的写作打算。她的阅历并不算丰富，她生在一个贵族之家，经历了这个大家庭由繁华到衰败的剧变，她见到的人，知道的事，自己的悲喜感情无不随之波动，她太熟悉这个环境了，下笔不能自休，在二三年时间写了那么多的小说，她笔下的所有小说内容都是这一方面的。这样的灰暗的题材内容还能不能写下去？换个题材，自己又能写什么？除了旧家庭之外，对工厂、农村都不熟悉，怎么写？

    她又最讨厌政治，不想与政治沾边。她对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就很看不惯，本能的反感，从内心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时候左翼的进步作家写的作品都是代人民群众讲话，为百姓诉苦诉冤，是人民大众的文艺，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百姓的欢迎。但是张爱玲觉得社会舆论又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左派文学“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群众不幸的药方，如果非要这些作家开方，就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杀，“现在的知识分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①她说这是男人的习惯，也可以叫“男人病”，自己是一个女人，不爱犯这毛病，所以她能不受左翼文学的影响，在那个革命文学的时代里，在沦陷区一隅写她自己独具一格的家庭伦理悲剧小说。那个沦陷区特殊的氛围成全了她的声誉，在沦陷区这个国共都管不到的空档内，她可以谈性论食写那些灰暗的小市民生活。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人们的精神空前地高涨，再写以前那种家庭悲剧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或许还会招来别人的批评指责，前几年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了。

    但是除了自己最熟悉的环境，最擅长的题材，自己还能写什么呢？在以前有朋友曾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想了一会儿，说：“不会。要未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旁人那里打听到，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们并不算是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②。她的头脑里是没有“无产阶级”这一类政治概念的，即使有一点糊涂的理解，那大概就是指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便是这些“穷光蛋”“革”有产阶级的“命”之类的理解。而且这一点可怜的知识，还是胡兰成教给她的。胡兰成写的《张爱玲与左派》说：“革命要使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于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不是要归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审判无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审判人类。”

    张爱玲仍然是茫然，尽管社会上喜气洋洋的气氛感染着她，她也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社会与新的希望，感觉到解放并不是她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怖，但她仍走不出内心的困惑，那种心情是很复杂的，似乎是一种“又可怕又兴奋的刺激”。

    她是“天生写小说”的职业作家，对写小说有一种难言的嗜好，所以经过了一年的沉寂后，她又重新提起了笔。

    那时她的文学朋友都对新生活充满了信心，桑弧还兴致勃勃与她切磋，自编自导了《哀乐中年》，搬上了银幕，全国解放后，桑弧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拍了鲁迅的《祝福》等片。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夏衍随陈毅进驻上海，接管上海市文化工作，组织办起上海多种报纸。7月，与她两度亲密合作的出版人龚之方与唐大郎，又兴兴头头地办了一张通俗性的小报《亦报》。《亦报》还是《大家》的旧人，与张爱玲有着旧交情，这时又来催她写稿，张爱玲被这些朋友的热情感动，答应重新合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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