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给沦陷区上海的文艺界增添了姹紫嫣红的绚烂色彩，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自从沦陷以来，上海这个大都市就像她的《封锁》中所写的，虽不是绝对的寂静，但人声逐渐渺茫，就像睡梦中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这个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不能想象的巨大重量压住了每个人。处在这个高压下的人们，要想苟活，就没有思想的自由，更没有行动的自由，只能在日本与汪伪的统治下像乌壳虫般地爬来爬去。

    大批不甘心在沦陷区做汉奸的正直而有骨气的文人纷纷逃离了这里，未能走得成的文化人，隐姓埋名，韬光养晦。他们躲进书斋，研习学问，不在敌伪刊物上发文章，不为汪伪政府粉饰太平，他们幽居养志，保全中国文人的清节。只剩下卖身投敌的汉奸文人，在为日本侵略者鼓噪呐喊。汪精卫汉奸政府本是“文人雅集”的集团，他们一方面做了日本人的爪牙，替日本人统治着自己的同胞，一方面又要做出清高文人的模样，办刊物、写文章、吟诗作赋、著书立说，以读书文人自居。

    奴才汉奸们又嫌这死气沉沉的上海文化界太寂寞了，一点没有他们日本主子所要求的“大东亚文学”的声势，便要打着“繁荣文艺”的旗号，在社会上办起刊物。汪精卫政府的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清客帮闲纷纷地办起刊物来，《杂志》、《新中国周报》。《古今》、《苦竹》、《平报》这些刊物都是有日本和汪伪汉奸作后台的。像《苦竹》是由汪精卫的宣传部次长胡兰成办的，《古今》是交通部政务次长朱朴办的，《平报》、《海报》是由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金雄白办的，汪伪集团的大汉奸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这些人在操血淋淋的屠刀杀人之际，也常常操着这不见血的软刀子，在刊物上大谈文艺，写散文、诗词、评论、回忆录，想借文学来为自己的失节与投敌作掩护。他们在刊物上不谈国事，不谈政治，只想为日本治下的中国沦陷区粉饰太平。表面看来，这些刊物似是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的文艺刊物，其实这不过是迷惑国人的烟幕弹，他们声嘶力竭地为日本主子统治下的中国造成一片“热闹”与“繁荣”的文艺景象，麻痹中国人的反抗意识，消弭民族仇恨。然而进步的文人都纷纷奔向内地，上海的文坛是一片文学的荒园，当然，乱七八糟的杂草毒草是有的，像黑色的武打凶杀黑幕小说，黄色的淫秽色情作品，低格调的言情小说，苍白灰暗的怀旧杂感山水游记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这里断了流，这些汪伪文人不得已自己大办刊物，提倡纯文艺。沦陷区的文人们只要不公开反对日本与汪伪政权，有点像样的文学艺术粉饰太平，他们求之不得，至于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很难得出现一两个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家，在这样一种气氛与土壤中，张爱玲出现了。

    张爱玲这一枝热烈的罂粟，才真给这文坛带来生气，人们惊喜地发现这是何等的鲜艳的文艺之花，整个上海文化界的人都给予热切的关注。但不同的人，对她有不同的态度。出于商业家的眼光的文化商人看中了她，拉她稿子，以招徕读者，扩大影响；从政治目的出发的汪伪要人为她捧场喝采，藉以泯灭民族仇恨、敌我矛盾，粉饰太平；真正的进步文人欣赏她的才华，给予她热情的赞扬、善意的批评和真诚的关心。在这复杂的现实面前，张爱玲这样一位初出茅庐、思想单纯、阅历不深的女作家，被迎面而来的纷纭的现实搞得眼花缭乱，看不透这些赞誉与批评的背后，哪些是真心的，哪些是恶意的，哪些是关心，哪些是利用，她只能凭着主观上的直觉、感情的好恶来对待这一切。

    她的文友柯灵看着她很快登上灿烂的创作顶峰，红遍上海文坛自然感到欣喜，同时又有深切的不安，为她担忧，觉得上海这个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这“万牲园”里跳交际舞。尤其是《杂志》、《新中国周报》、《古今》、《苦竹》这些杂志和一些汉奸文人对她的拉拢渲染吹捧，更令人担心。这表面上铺满鲜花的文坛，处处都是陷阱，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栽到这政治的漩涡中，如果民族大节有亏，这个罪名是万世难以洗涮清的。

    许多隐居上海的文学界前辈也都欣喜地看到张爱玲这一颗耀眼的新星，都在暗地里关心她，为她担心，为她着急。郑振铎那时正隐姓埋名，典衣节食，两耳不闻窗外事，肆力购求祖国文化典籍，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

    的大劫。他对素昧平生的张爱玲也很关心，就要柯灵出面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张爱玲写了文章，可以交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照付稿酬，等河清海晏时再印行。那时开明书店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丐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在上海。开明书店里还有一批未走的文化界名宿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周振甫等在这里，名为编辑，实际上是在这里韬光养晦、躲避风雨。他们对张爱玲都有相同的关心之情，但不熟悉，想请柯灵出面劝说，但柯灵觉得交浅言深，恐过于冒昧。

    可是事有凑巧，不久柯灵接到张爱玲的来信，说中央书店的老板平襟亚有意要给她出一本小说集，她特地向柯灵征求意见。平襟亚是一个文化商人，他虽也写小说、办书店、出杂志书籍，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书商，以盈利为目的，因此，他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纸质低劣，品味不太高，采取“一折八扣”的方法倾销，靠低价取胜。柯灵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封店里的出版书目，供她参阅，并委婉他说明他的意思：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他恳切劝说张爱玲，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等时机，不要急于求成。

    张爱玲回信很坦率地说她想“趁热打铁”。但她没有把小说集交平襟亚出版，而把版权交给了汪伪刊物《杂志》月刊社，不久她的小说集《传奇》就在《杂志》社出版了。柯灵见到此书，暗自跌脚痛悔，早知如此，倒不如当初成全了中央书店。中央书店虽然是以赢利为目的，印刷质量粗糙，但平襟亚毕竟只是文化商人，而《杂志》社的背后全是汉奸政客，真是弄巧反拙了。①《杂志》社不遗余力地为张爱玲的作品大加宣传，举行各种宣传会、座谈会，一些重要的场合，总要拉上张爱玲。张爱玲自然十分高兴。由于各方的誉扬宣传，张爱玲的作品铺天盖地，席卷上海文坛，那时上海几家最有影响的大刊物上都同时发表她的小说、散文，有几家刊物像《杂志》几乎是每期必有，甚至两篇以上。张爱玲也不忘柯灵这个文学朋友，也在《万象》上写稿。而且，她把她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连环套》也交给《万象》连载。《连环套》是根据她在香港时听炎樱所讲的故事，又在上海认识麦唐纳太太所了解的麦唐纳太太的经历而写的。小说的主人公霓喜就是麦唐纳太太的化身。

    从1944年1月开始，一边写一边载。②当张爱玲正在酣畅淋漓地发表着她的作品的时候，一个惯于讲真话的学者傅雷化名“迅雨”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提出诚恳而严肃的批评。

    傅雷是一个正直不阿的学者、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此时正埋首书斋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名著。他虽然闭门译著，但对文艺界非常关心，看了张爱玲发表的全部小说，然后郑重地提出他的意见。在日本和汪伪政府的政治环境下，为了避免敌伪的注意和不必要的麻烦，他署名“迅雨”交给柯灵在《万象》上发表。

    从不轻易赞许人的傅雷，在这篇文章中却对张爱玲做了很高的肯定。他肯定了张爱玲的小说为五四以来的文学开辟了一方新的天地，克服了一般左翼作家抽象教条图解政治的毛病，她所写的旧家庭的伦理、人性和私欲虚伪，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处，很生动深刻。傅雷说：“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的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以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主宰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的谴责。第二是斗争的表现，人的活动脱不了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是的舞台。去掉了，斗争便失去了活力。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了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

    傅雷在这个文学的大背景下肯定张爱玲与一般进步作家的不同，尽管张爱玲没有直接写社会，写革命，写阶级斗争，但同样揭露旧的社会与家庭的罪恶堕落，而且从人的出发来刻划，更深刻。

    傅雷对《金锁记》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曹七巧这个人物，就是张爱玲通过具体的家庭生活，刻划人物内心对黄金的，而使人物活起来的，对这一形象做了详细的分析。小说的心理刻划，色彩的运用，语言的风格都很独到。他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出这篇文字。”傅雷出于对张爱玲这位年轻作家的关怀，爱之深，责之切，才不得不一吐为快。

    下边傅雷对《倾城之恋》、《封锁》等一些中短篇都做了分析与批评。

    恋爱与婚姻是张爱玲所有小说的中心题材，但都没有《金锁记》处理得好，虽是一个悲剧，但缺少悲剧的严肃、崇高与宿命性。《倾城之恋》里文字的技巧风趣，但内容空洞，占二分之一以上篇幅是，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人物的勾画也过于苍白。她的小说的环境老是潮腻、阴暗、肮脏腐烂的气息，时时掺入轻松的笔调、俏皮的口吻，有时使小说的悲喜剧变成了趣剧，破坏了《封锁》、《年青的时候》的细腻娇嫩的格调，有的沾染了轻薄味，如《琉璃瓦》。

    傅雷对张爱玲正连载着的《连环套》的批评尤为尖锐。说这篇小说最主要的弊病是内容的贫乏，人物心理进展也看不出来，越往后越看重情节，一环套一环的戏法，不知不觉走上纯粹趣味性的路上。人物缺乏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语言也是把《金瓶梅》与《红楼梦》的用语生搬硬套地嵌进西方人与广东人嘴里，节奏、品味与风格全都不讲了。总之，这是张爱玲所发表的作品里最失败的小说。

    傅雷劝张爱玲不要过于追求技巧，变成文字游戏；不要过于搬用旧小说语言；把题材放宽一些，改换视线与角度才能写得更好。

    “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他在文章的末尾说：“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傅雷的这篇文章确实是一番苦口良言，批评是严厉的，但又非常忠恳。

    他是一个脾气相当耿直的人，一个从不说违心话的人，和当时社会上各种赞美恭维相比，有些话确实相当刺耳，年轻气盛、心高气傲的张爱玲当然听不进去。

    柯灵看过这篇文章，也有同感。本来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傅雷拿张爱玲小说与一般新文学作品相比较时，还牵涉到巴金的作品。但柯灵认为把巴金归为“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的作家中，未必公允恰当，未经傅雷同意把原稿这段文字删去，据说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傅雷耿直认真的态度由此可见。③但张爱玲对署名迅雨的文章极不快，当然她也不知道“迅雨”是谁，隔了一段时间便写了一篇随笔作为辩驳。以前文人常常有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她把这话掐头去尾，命之为《自己的文章》遥遥作答。

    开头就说：“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这些话就是针对傅雷的批评而来的，虽然没有明指，但用意是显然的：“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而是与作品或前或后相互推进，有如马之两骖。

    她说：“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因此，她说她的作品写的只是“安稳的一面”，这是由个人的气质决定的。

    张爱玲说：“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意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写的人物都是普通人，除了曹七巧之外，他们既不是极端病态的人，又不是很觉悟的人，他们都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最一般的人，“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因为他们虽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像《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与白流苏，他们因战乱结婚了，但战乱并未把他们洗礼感悟成为革命者，结婚并未使他们变成圣人，使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他们仍旧是庸俗的。针对迅雨要她转换视角，开阔题材的话，她说：”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带点强迫自己。“她只专注于写人性，写有些小奸小坏，但最普通最真实的人，没有把握也不愿意写革命与战争的题材。

    在她眼中《连环套》也是喜欢的了。她说她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擅长的倒是参差的对照手法，因为现代人大都是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并不是那么善恶划然的，因此有时候，作品的主题不免欠分明。《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她也承认作品欠缺主题，但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连环套》里的霓喜的一生，是与三个中等或中等以下的人姘居度过的。姘居不像夫妻关系那样郑重，但比高等更负责任，比又是更人性。姘居的男人都是勤勤俭俭过日子的中下等的人，他们不敢太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姘居的女人多是些有活泼生命力的，她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力。霓喜对于物质生活有单纯的爱，她也需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总是没有得到完全的爱，只不过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炙，然而她仍健康顽强地活着。

    张爱玲在这里远兜远转，灰蛇穿线，无一不是针对“迅雨”的批评为自己辩解的，就连作品袭用旧小说的词句，她也拉上赛珍珠小说的语言风格来为自己辩护。她有她的看法，认定了的事别人是说服不了的。

    她不知道这位“迅雨”是何许人，但为了面子还得意气相争，八年以后她到香港，才从朋友口中得知，迅雨原来是大翻译家傅雷。她吃一惊，当年似乎有点唐突。④事实上经过傅雷这么深入的批驳，她的内心对这篇《连环套》已经多少有点灰心，失望，兴趣索然了，只不过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她还忍不住地为自己的文章辩白。但这篇《连环套》一期一期往下套，她也一期一期赶着写，由于缺少推敲的时间，写来太逼促，越来越应了傅雷的批评，她干脆搁笔不往下写了。这个长篇小说便夭折了。

    《连环套》的中断，首先使《万象》杂志受了一点损失，许多人纷纷来信询问底细。《万象》发行人平襟亚本来因张爱玲的《传奇》未交他出版而给了《杂志》月刊社就心怀不满，这次《连环套》的腰斩更使他恼怒。这位惯于舞文弄墨的老出版家便在一家小报《海报》上发了一篇《“一千元灰钿”

    的经过》文章，仅凭自己的记忆，造谣说张爱玲多拿了一期稿酬而不按约写稿。这篇文章起了很恶劣的影响，许多人信以为真，平襟亚还鼓动别人写文章责骂张爱玲，公开账目。张爱玲也不示弱，也在《海报》上登文声明自己从未多拿了一分钱稿费，并说：“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打了一场笔墨官司。原来张爱玲并未多拿稿酬。当初平襟亚为了拉她稿，商定《连环套》在《万象》上连载，每月一篇，付稿酬千元，第一期平襟亚付了两千元，张爱玲不愿“寅吃卯粮”，只收了一千元，但杂志的账目上却没有改过来。⑤张爱玲平白无故地受了平襟亚的信口雌黄的诬蔑。

    但平襟亚还不忘宿怨，有一次，某刊物组稿，约请十名文人写一篇集锦小说，篇名《红叶》，平襟亚借题发挥继续攻击张爱玲。他写了一对少年夫妇，打算赴友人宴会，时候尚早，便在家园中看新栽和旧栽的花树。那女子忽发奇想，问老园丁：“这里有没有狐仙？”老园丁回答：“这里是没有的，而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借小说泄私愤，文友郑逸梅觉得这样不好，接下来，一笔荡开，写到了别处。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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