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樱回来了，张爱玲又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炎樱的话就是好的作品，不必再添枝加叶，倒有一次，她给张爱玲一个机会，使张爱玲认识了后来创作的小说《连环套》里的主人公。

    有一天，炎樱对爱玲说她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请她去看电影，她叫爱玲与她一起去。爱玲先说不去，炎樱说，“没什么的，不过是我父亲从前的一个老朋友，生意上也有来往的，打电话来说听见摩希甸的女儿来了，一定要见见。”一个男子单独请一个小女孩看电影，似乎无论中外都觉得不合适，也许父亲的老朋友是把她当作一个小孩子来看的吧，炎樱觉得与爱玲一道去更好，便邀请了爱玲。

    她们俩到中环一家电影院，那时的中环还是狭小拥挤的街道，这个庞大而灰暗的旧建筑很不相衬地立在街边，给人一片阴暗的感觉。电影院两旁的巨幅广告牌上画着殷红的流血场面，显得分外刺眼与不和谐，一看就知道是乱七八糟俗不可耐的血战片。爱玲反正不想看电影，就与炎樱站在这里看路上穿流不息的人来车往，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大约是五十岁上下的男人，个子很高，但瘦得似乎只剩骨架了，穿着一身十多年前已过时的泛黄的白西服，整个人像毛姆小说里流落远东或南太平洋的西方人，皮肤与白头发全都是泛黄的脏白色，形象很脏，只有一双缠满了血丝的麻黄大眼睛表明他像印度人。

    这个人朝着炎樱走过来，炎樱看出来他就是父亲的朋友，忙把爱玲介绍给他：“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来。”不料他面色忽然露出非常窘的神气，从口袋中掏出两张电影票塞到炎樱手里，尴尬地咕哝一声“你们进去”，匆匆地就往外走。

    “不不，我们去补票，你不要走，”炎樱连忙说：“潘那矶先生！你不要走！”爱玲莫名其妙，只见那人摆了摆手扭头就走，临走似乎又想起什么来，把手里的一只纸包又往炎樱的手里一塞，走炎樱有点不好意思，微笑着低声向爱玲解释：“他带的钱只够买两张票。”她打开纸包，里面是两块加糖和鸡蛋的煎面包，用花花绿绿的半透明的面包纸包着，外面的黄纸袋已沁出油渍。

    她俩只好进去看电影，票是最便宜的票，在楼上最后几排，进去这个香港古老的电影院，昏黄的灯光什么也看不清楚，她们跟着领票员爬山越岭般地走上很高的楼梯台级，穿过狭窄的门洞和梯级走道，终于找到了座位，往下望去，密密麻麻的楼座扇形地展开，“地陷东南”似地倾塌下去。一排排座位险陡异常，坐在座位上看那远处的银幕，使人头晕，不自觉地抓住座位上的扶手，生怕跌下去。座位远，银幕小，看不清楚，听都听不大清楚，电影讲什么内容，没弄明白，但刚才那个潘那矶先生样子一直在张爱玲眼前晃，又脏又瘦的形象。黑暗中炎樱递过一块煎面包给她，拿在手里怕把衣裳沾上油，两人在黑暗中吃起来，味道很好，但爱玲吃着却很不是滋味。吃完了，两人又耐着性子往下看了会儿电影，实在没意思，便对看一眼，都说：“走吧，不看了。”

    回来的路上，炎樱告诉爱玲，那个人是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从前生意做得很大。炎樱小时候住在香港，有个麦唐纳太太，这位麦唐纳太太本来是广东人家的养女，先跟了一个印度男人，第二次又跟了什么人，第三次与苏格兰男人麦唐纳同居，所以自称麦唐纳太太。麦唐纳太太有很多子女，她跟那位高大的帕西人也熟悉，常闹着要给他作媒，又硬要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他。这位帕西人也是喜爱麦太太的大女儿宓妮的，但那时候，宓妮才十五岁，在学校念书，不肯答应，麦唐纳太太便骑在她身上打，硬逼女儿嫁了过去，二十二岁就离婚。他们有一个儿子，但宓妮不给潘那矶，也不让他见面。这个帕两人非常喜欢儿子，自从见不到儿子后，生意越做越倒霉，越来越蚀本。宓妮在香港一家洋行做事，儿子现在已有十九岁了，跟她像姐弟一样。炎樱小时候与宓妮在一起玩过，所以也认识，而且关系也不错。张爱玲对麦唐纳太太、宓妮还有那个帕西人的故事很有兴趣。

    后来有一天，恰巧宓妮请炎樱吃饭，炎樱就满足爱玲的要求，一同去一家广东茶楼午餐，爱玲见到宓妮，她看上去二三十岁，穿着洋服，中等身材，体态轻盈，有点深目高鼻，薄嘴唇，爱玲觉得像自己母亲。后来听炎樱说，宓妮再婚，嫁的是她儿子的一个朋友汤尼，年纪比她小，三人在一起非常快乐。

    港战后，张爱玲在上海炎樱的家中见到了早已搬到上海的麦唐纳太太，她好像是囤货做生意。她生得人高马大，长方脸上薄施脂粉，穿着件小花布连衫裙，腰身虽然粗些，但仍很结实，爽利得像英国女人，唯一的东方风味是乌黑的头发上梳着光溜溜的小扁舍，真看不出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嗓声微哑，有说有笑，眼睛一眯，好像还带点的意味。

    这些人与这些故事给张爱玲很深的印象，后来她到上海后把它写成了一个小说《连环套》。（1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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