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3）

    我叫他们“韩爷爷”“韩奶奶”，仿佛没与他们说过什么，也想不起他们的面貌。老人就像家里的老家俱，或者一棵种了很多年的金橘，永远枝繁叶茂，家人必定视若无睹。我习惯他们的照顾，就像习惯陷在沙发里看书，一边看一边随手摘金橘搓搓弄弄，玩腻了叭唧吃掉。椅子或者盆栽，都是最沉默最可靠的存在。

    再回想起来，才懂得感激他们的纵容，外孙女儿和外孙女儿的同学，一班半大猢狲，每天活生生在家里大闹天宫。他们就是无怨无悔的天兵天将，温煦地，笑咪咪地，收拾旧河山。

    关于韩爷爷，我只记得两件事。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知道吗？你的名字与我是一对。”郑重地，念出了那两句话，一笔一划告诉我怎么写，教给我意思。

    而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叫做：韩景星。我雾雾地看着他，觉得有趣，也隐约觉得不对劲。长大后，我才明白这不对劲：两三岁的小宝宝，我们也会问他“叫什么名字”。但老人，仿佛天然就叫“爷爷”“奶奶”“爹爹”“婆婆”，没名没姓。

    另一件事是关于韩爷爷的书。十几岁，我正患阅读饥饿症，我搜索一切可看的资料：小广告可看吗？法制报可看吗？长假漫漫，何尽无聊，电视看腻，气球打破无数个，零花钱用尽不能再去买冰棒，我看尽家中所有有字的纸片，眼睛落在韩爷爷房里一个总是上着锁的书橱。

    忘了是自己开的口，还是撺掇同学，总之，书橱很快就被打开了，一柜子黄黄的旧书，我满怀兴奋地抽下一本：一字不识，全是字母。再一本，又一本，全柜子都是。我不知所措，傻笑着，终于讪讪地走开了。没想到，那大开的柜门要关上，就像我没想到，韩爷爷的失望。依稀听说，退休前，他是大学老师，教外语的。

    他一定是失望的，过了一会儿，他追过来，笑里有企盼也有小心翼翼：“你想不想学呢？想学，我可以教你。”

    我简直说不清是尴尬还是滑稽：要学的东西多了，数理化英，哪一件不得全神贯注，我还得百忙之中，偷看小说。韩爷爷似乎还说了几句，发现我确实不是可造之材，就算了。

    后来父母工作调动，我搬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同学变成了老同学，渐渐断了联系。二十年后的重逢，我问她：“韩爷爷身体还好吗？”

    同学竟然有少许意外：“你还记得我外公？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呀，也就是，我没有机会对他说抱歉，或者谢谢了。我没法告诉他：我也有了一柜子书，我也能借助字典，看几本英文小说——假定当年韩爷爷的书是英文，而不是法文德文吧。

    对韩爷爷，我知道得很少很少，他有过怎么的一生，在他平凡地老去之前，他是否惊才绝艳过。我却记得，他的名字，还有那一个黄昏，他替我——一个貌似很好学的小女孩打开书橱。

    他笑咪咪的脸。一架子旧旧的破书。他任我翻翻捡捡，大概私心里是很想我拿几本的吧？薪尽火传，一本书能从一个人的手流到另一个人的手，如同钻石恒久远，是多么大的欣慰。

    我不知道韩爷爷的书后来哪里去了，多半是卖了废纸吧。——年轻时候我很幼稚，总以为可以捐图书馆，后来才知道，普通人的藏书，未必有啥孤本善本，图书馆也不稀罕要。没人看的书，其实就是废纸。

    遗憾不？我不曾从他的书架上，拿一本属于他，而终将属于我的书。如果他架上的，是《古文观止》或者《三言二拍》，或者，如果他遇到的，是一个比我更爱学习的女孩。但，我确实不能以三十岁之身，来替二十年前的我，思索、作决定。

    在我的初段，和他的暮年，庆云与景星遇见，已经是，三生有幸。我，不能够要求更多。

    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

    上路，不一定是离开；

    落地，也不一定就是抵达。

    已经忘记从几时起，我回家后连行李箱也不打开，化妆包不归位。我就让它立在过道上，随时可能拎起就走。如果在异地，发现化妆水用完了，不过就近找一家屈臣氏：都是买熟牌子。

    小时候憧憬过的事，像上班、穿高跟鞋、有自己的宝宝，后来都证明是苦不堪言。旅行呢？第一次坐火车，还是幼年随父母搬迁，睡在长长的、不知为什么在我记忆里很空寂的行李架上；第一次和同学出去玩儿，才是高中生，没有手机也没有call机的年代，一走就是半个月。每天算算自己口袋里的钞票，去车站看看车票价格，只要买得起最近一站的，就走。完全没想过怎么回来这件事，后来居然也顺利回来了；第一次坐飞机，是上班后出差，会务组安排了卧铺，我却宁肯退了票，自己跑去买了机票。永远记得，在天上看到长江的一刹那，分明陌生却似乎熟悉，是我的前半生，扑面而来，却与我渐渐拉开了距离。

    常常是一个人上路，也没什么不妥，大部分不过是为了工作。我永远在包里搁一本书，车站机场总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我并不觉得寂寞。

    十二月，深圳碧空如洗，风衣薄薄扬起，通往深圳机场的路上，包车司机与我聊天。他是河南人，在深圳落了户买了房生了娃——还想回去，“叶落归根嘛。”我情不自禁说：“回不去了。”太文艺腔？他竟也同意：“是呀。老一辈都去世了，这一辈的，也都不熟了。每次回去的时候，心都满满的像揣了好多话……”

    八月，我不幸遇到袭击全南中国的台风，航班取消了一次又一次，我在机场的长椅上，无聊得几乎要与邻座恋爱——张爱玲有部小说叫《封锁》（封锁应即为交通管制意），电车上的陌生男女，因为交通管制有一刹那的亲密，诉衷情诉到几乎要男婚女嫁了。这时管制解除，男人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什么也不曾发生。那些悲欢离合，前辈都写过了，不就这么回事吗？——读太多书是不行的，我对自己笑笑，却还是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拒绝了他递过来的名片。

    四月，凌晨两点，我在陌生小城下了飞机。没有人接我。我第一次知道，支线航班是没有大巴的，但我可以等机场员工下班后，搭他们的中巴。从光明灿烂的机场，一直开向漆黑的城区，偶有犬吠鸡鸣，也不可能听见。此刻，我多么想成为这小城的一分子，日复一日吃同一家小店炸出来的油条，三十之后就可以安心地、理直气壮的发胖，家兔一样温驯地卧着。

    异乡不过是异乡，但故乡呢？有一次家人告诉我，武昌火车站在维修，他们热心地建议我下车后去搭公共汽车。我在迷宫似的站牌间迅速迷路，一个个地名都陌生得耐人寻味。我居然气短得不敢问人……就这样，很正常地坐错了车，绕武汉一大圈才回到家。我把包放在膝盖上，闲闲地，以观光客的心情，浏览了这座新鲜的城。——这不是我的家吗？只留下一个模糊的昨日梦影了。

    如果，看淡了生离，不过是因为，每一场离别都可能没意义。最厌恶的人都有可能遇见，觥筹交错间酒喝得好热烈；爱过的人——如果不再爱，遇见不遇见又有何意义呢？生命是一次次地启程，一次次地抵达。启程不见得是离开，抵达也不是终点。

    有一年，我脚背上生起一颗小小的黑痣。我恐慌无比，待它不再长大，我排除了皮肤癌的可能性，松了一口气，就想到：驿马痣，代表一生的奔波。

    我不敢说我已经读过万卷书，或者行过万里路。只是旅途、停留和阅读，已经像矿泉水与防晒霜一样，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不管我喜欢不喜欢。“陌上赏花，宜缓缓归”是一种人生，“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是一种。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

    因此，每一次上路，都很快乐，或者说，我努力让自己快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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