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方向（2）

    与陌生化相辅相成的另一个概念叫熟人社会。“熟人社会”这个词真正出现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写了一篇关于熟人社会与乡土社会的文章。中国有句老话“朝中有人好做官”，只要有熟人，再花些银子，乌纱帽手到擒来。一直以来，熟人社会以一种隐性基因的形式存在于中国体制中。谁都知道，有钱有熟人，条条大路通罗马。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大都市陌生化的到来，熟人社会正在一点点被取代。正是熟人社会的逐渐消失，才致使亚偷情部落不断壮大。陌生化从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更多接触陌生人的机会，从前只找熟人办事的规则不再适用。当然，这是在私家企业兴盛起来之后，在很多国营或政府机构，熟人原则依旧具备一定的威力。

    熟人社会在都市男女的互相挑逗中渐行渐远，一个问候、一杯水酒、一个媚眼，可能就把两个互不相识的男女牵到了一起。在不少已婚者的亚偷情经历中，很多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这种感觉新鲜、够劲，那种担心被爱人发现的焦虑竟然被当做了刺激。

    从“家天下”形成起，熟人社会就基本上有了雏形。皇位要传给自己的后代，朝中部分重要官员跟皇帝都能拉扯上些亲戚关系。世袭制的诞生还只是熟人社会产生的一个原因，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论述，熟人社会与乡土文明密不可分。简单点说，农民因为土地而将生活范围固定在土地周边，一个以土地为中心的关系网逐渐形成。在长期守望土地的日子里，农民与周边人结成了一个固定而长久的熟人关系，这便促进了熟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如今，乡土文明正在削弱，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告别了过去“面朝土地背朝天”的生活。城市化的发展，令过去在农村根深蒂固的熟人关系网有了漏洞，熟人社会的核心力量不断被削弱。

    需要注意的是，熟人社会的消失是个长期过程，而且充满了可变性。直到现在，专家学者们对熟人社会的评价都褒贬不一，但可以肯定地说，熟人社会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阻碍发展的一面。

    在中国一些中小型城市中，熟人社会的味道还很浓重，但并没有人因此而感到不快。当然，这里的熟人社会愉悦感并没有涉及到权力。

    苏泉就是在典型的熟人社会中长大的，他的家乡是四川的一个中小城市，从家里去学校也就十多分钟的路程，出门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在苏泉的家乡，出门就能碰到认识的人，虽然关系不是那么熟络但都会打个招呼。邻里之间也十分亲热，谁家腌了点咸菜都会给邻居们送点尝尝。而且，物价也不会高得离谱，父母二人月工资加起来也就两千多块钱，但他们一家已经能过上小康生活。

    在苏泉的家乡，你会发现一块钱有很大的用处：可以买一串糖葫芦，可以买两块猪儿耙、四块白糕，可以买个塑料杯。在那里理发的价位是在三元到五元之间，水平也不差。在饭店吃顿饭，五个人不到一百元，而且十分丰盛，同样的饭菜在北京，恐怕要在二百元左右浮动了。这里的婚姻，也比都市多了份安定。亚偷情的生存条件，在这里属于严重匮乏。苏泉就这样平稳地成长，直到他步入了北京的高校。

    其实，类似苏泉家乡这样的熟人社会还有很多，基本上都是些中小城市。在这些地方，人们十分喜欢坐在大街上，聊天也好、玩闹也罢，都透着那么股热腾劲儿。有些妇女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在大街上散步；有些老人坐在绿荫地下打盹；有些四五岁的小孩子，在路上疯跑。人们甚至可以穿着睡衣在路上溜达，没人会指责他们不雅。卖菜的小贩在一条街上互相调侃，旁边摊位的摊主去上个厕所，邻摊位的小贩都会帮着照应，还会帮着做成一两笔买卖。这些生活在中小城市的人知道，这里是他们的家。这是一个典型熟人社会的城市面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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