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操”背后的呜咽（2）

    汉代是礼教形成的重要时期。汉武帝初期，一些礼制系统开始明确起来。这时的礼提倡“女子从人者也”，官方很注意女子的“从一而终”，因此贞操很受重视。汉宣帝神爵四年诏赐贞妇顺女帛，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下诏褒奖贞顺。到了后汉安帝元初六年又有旌表贞节的事。汉朝有两位学者曾大力提倡过贞节，一是刘向，写了一部《列女传》，其中的《贞顺篇》和《节义篇》是讲贞节的，企图以礼法来裁定女子的生活标准。另一个就是班昭，她写的《女诫》中强调的就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观念。

    虽然有朝廷的褒奖贞节和学者的专门著述，但“贞节”在民间的实际影响还不大，女子离婚、再嫁的现象比较普遍。尤其到了隋唐的时候，贞操观念又宽泛起来，直到宋朝中叶风向又再次转变，后来才越来越严，越来越禁锢。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很多人加入了纵情声色的行列，男女关系比较混乱。隋朝建立初期，隋文帝曾采纳宠臣李谔的意见对混乱的男女关系做出了规定，要求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女不得改嫁。后来隋炀帝即位，其本人就是个荒淫无道的家伙，其手下官员也好不到哪儿去，当时社会上男女关系十分松弛，贞节问题自然也就没人注意了。

    唐代的社会风气特别开放，这和国力强盛、国家富庶、中外交流增多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民间此时也有提倡贞节的文学作品，但唐代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女子必须守节，官方也从来没有鼓励或褒奖贞节。社会上，男女交往比较自由，离婚和再嫁都很普遍，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逼女子守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还写过一首《嫁人苦》的诗，认为丈夫死后女子要守节是女子苦的一个重要原因。

    女子的贞节问题到宋代中叶进入非常严酷的阶段，此后便愈演愈烈，从表面上看那是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但从本质上看，这完全是封建统治者控制社会的需要。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朝代、社会越是强盛，统治者的信心越强，对社会的控制就越宽松，人们享受的自由度也越大。反过来说也一样。中国从宋代中叶以后，在强虏面前日益显示其腐朽与空虚，明清两代从总的看也是江河日下，统治者越是虚弱就越是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其统治，强调伦常和女子贞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

    宋朝初期，人们对女子贞洁的概念还比较宽泛。民间的女子再嫁现象仍旧比较普遍，很多名人还鼓励自己身边的女人再嫁。但好景不长，随着儒家思想传播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对贞节观念逐步发生了变化。当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一些比较开明观念的学者、官僚，对女子的贞节问题仍持较为宽泛的态度。但另一个比较保守的宋儒学派却认为应该“正礼乐、明五伦”。代表学者周敦颐在《通论》里谈到要“万物各得其理”，就是要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保守派认为臣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子要无条件地服从父亲、妻子要无条件地服从丈夫，要守志、守义，于是改嫁与再嫁日益受到否定，贞节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吹捧。

    程颐、程颢和朱熹是提倡贞节最积极、影响最大的学者，在“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极力提倡女子守节，孀妇不能再嫁，对男子也提出了“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于是一时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统治者提倡贞节的标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妻子要为丈夫守贞、守节，臣要为君守节、尽忠，子要为父尽孝道，这三者联成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全部框架，一损俱损，这也是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贞节观的原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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