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诽谤论文抄袭的事让我很不爽，蔡民贤发挥机关优势，靠近“党中央”以权谋私，经过细致排除和明察暗访，最后从文化史室的一个副研究员嘴里套出来，事发前只有老杨跟她讨论过口述史的相关情况，因为她跟上海研究所那边比较熟，而上海去年一年都在搞口述史。

    水落石出。像“口述史”这种在中国社科院还不太被官方承认的东西从来就是少有人问津，突然有人问了那肯定有问题。关键是有人不但问了还细致打听了，不但细致打听了还在打听后的两天事发了，他就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地跑不掉了。

    查出来以后蔡民贤比我还激动，搞得跟他被人诽谤了一样，“这**男人搞得跟老娘儿们，整天蔫不达达的不说话，一说起话来又神叨叨的八卦得不行，我述职的时候就他给我打的分最低，早看他不爽了。”

    我不吭声，表示默认。既然老杨引起众怒了，那就不关我是事了。

    几天后老杨如期被整得很惨，按蔡民贤的话说就是“无情地剥夺意淫权利终身”。

    基本上做准备工作那两天蔡民贤都泡在技术处苦练本领谋打赢，处里两个技术员对管人事的机关人员很是热心，蔡民贤很快掌握了程控交换机的使用。

    这里说一下，我们历史研究所分属社会科学院，而社会科学院的所有下属单位的电话都在一个局域网里，自己设了内线。比如说拿起电话打8861，那就是我们办公室，但要打北京市的市话，就得在前面拨“2”，要打长途的话，就得在前面加拨“1”，这就都要靠交换机了。

    那天老杨兴致勃勃地跟一个已经走了一年的女学生打电话，良师益友般和蔼可亲地谆谆教诲循循善诱。

    我从到这个单位来的第一天就发现人大毕业的都比较能吹牛，这缘于老杨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一说起政治局常委几个几个跟说自家亲戚似的，再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给他们排排名，估计“胡办”都不用上班了。所以后来我一碰到人大毕业的就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一方面是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扯蛋，他们能把死人扯蹦起来，另一方面我是忍着自己不要蹦起来，怕一张嘴除了纠错就是骂开了。曾经这种行为让我自己内疚了好久，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总想着人家是人大啊，怎么说也比我们那个华中师范强啊，可后来随着阅历的加深逐渐变得“胸中有丘壑”了，这些内疚也就慢慢平淡了。

    然后他打了五分钟的时候，电话断了，他“喂”了两声之后就又按原号码拨了过去，一接通就说：“哎哟，刚才断线了，呵呵，说到哪儿了？”

    然后又聊，这一次蔡民贤把时间设置成了3分钟，然后老杨就又在指定时间内断线了。

    老杨不耐烦地一边重拨一边说：“今天的电话怎么回事，有问题啊。”

    此时蔡民贤在技术处又将时间设置成了1分钟，老杨这回火了，拿起电话想了想又放下了，指着米米说：“小米，你打电话到技术处问一问，今天的电话怎么回事，还能不能打了？不能打叫他们赶紧修去！”

    小米忙不迭地打电话，一打就是蔡民贤接的，他说：“小米这个事你不用管了，是我在弄呢，你就装不知道，你说技术处人很诧异，说电话好好儿的呀。”

    小米脸红得跟个屁股一样对老杨说，他们说没问题，然后赶紧低了脸去看书，头都没敢再抬一下。

    我很快收到一条短信，小米问我：“是你指使的吧？”

    我说冤枉啊，我是真的不知道，这电话还能控制断线不断线的？说实话，面子上我从来装得一副“小白兔”的样子（这是宝儿的原话），因为我属兔，兔子里面看起来最乖的就是小白兔。但其实，嘿嘿嘿，俺是一只批着兔皮的狼。

    结果小米很不好意思地道歉：“对不起，我还以为是论文的事。”

    我说没关系，想想又承认说其实是我干的，怕你们好孩子接受不了没敢说。

    谁料米米对我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这个手势让我莫名地兴奋起来。

    后面老杨又打了一个，这一回，只有10秒。

    老杨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米米死死地忍住笑，我朝对面研究室使了个眼色，应声进来一个小伙子，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追米米的那个小朱，刚分配过来不久，被蔡民贤拿米米忽悠了两句（当然是在米米未知的情况下），就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小朱一本正经地装作报告问题：“报告主任，我们屋子里的电话坏了，估计是程控交换机的问题，要不要报修？”

    “研究室的也坏了？哎呀，技术处养了一帮子猪，连个电话都搞不好，还好意思在这里吃饭睡觉拿工资的……”

    晚上蔡民贤庆功，让我叫上米米和小朱，米米不去，小朱也不去。蔡民贤说下一步准备在小汤跑到所长屋里的时候打电话叫老杨去找所长，让他一辈子别想翻身了。我想了想说算了，出口恶气就行了，所长和小汤关系不一般，真要把老杨搞得那么惨，反过来他又调查的结上梁子就没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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