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火车又到了北京，这次开会豪华气派没有了，比前几次那种讲排场，摆阔气的势头小了很多。

    公司营销中心的地址也搬到了紫竹院附近一所不知名的普通楼上。在会上，就决定了一个议题，各地的机构规模要在春节期间，将已经缩小各大区的基础上再缩小若干个，这次会由新任的营销中心的领导主持。

    这位营销总监是在加拿大留学回国的。当年留学回国的人比较吃香，这种人叫“海归”，本世纪初大批的“海归”回国，那时留学的也不太多。但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不同，那些人是自费出国留学的，说是留学实际上是干活，是洋“上山下乡”或叫“洋插队”，是比我稍微时间靠后的一批人。但我们的留学是极少见的，经公派公费考试留学，可以说是中国最珍贵的留学生，我没做好只不过我的机会没掌握好而已。

    我再仔细一问，我们这位营销总监在加拿大留学早期竟是看仓库的，以后又在加拿大的大学学习。对于种种不同的留学生，他们的素质我也是知道一二，对于九十年代以后的出国留学生，他们大都是自己出去的，主要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挣钱。不过这人也实诚，看来也不是凭有钱出国的。这次在北京开会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见到了我在大学的同学，也是当时最想见到的李冬梅，他可是我在大学中最要好的同学。

    我当初在北京时，就早晚想着见他，和他联系了几次不想他总是出差。于是我想反正在北京有时间，一定会见到他。谁知后来公司的一个调令竟然让我立即去珠海，后来一直到处漂泊也没有机会见面。

    这次会议开完回来之前给李冬梅打了个电话，恰巧他有空，我们于是就约好在“西客站”附近北京城乡贸易中心的一处火锅店见面。

    我还是按约好的提前去了，见面时他还戴着个帽子低着头向我走来，让我认不出来他，实际上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他已经苍老了许多，脸也黝黑了，还起了许多的疙瘩，只是我们在大学时留下的那个眼睛上的伤痕隐隐约约还在。

    我一见面就和他拥抱了起来，我说：

    “你老多了，为什么这样显老”

    他苦笑道：

    “你不知道这么许多年没见面了，我们分别约有近二十年了”

    我怎么忽视了这一点呢。

    他还带了位同学，让我猜猜是谁。我一眼也认出来了，是曲音，他是我们同一届另外一班的同学，在我离开东北前还到过我们市一次，那时我还和一个同学接待过他。

    听曲音说李冬梅离开北大后就和他在一起合伙干过，怎么现在还一起做呢，怀着一些疑问我们去了附近的火锅店。

    这吃饭当然我来做东，我们三人边喝边聊，到北京了，就喝点儿北京二锅头。谈了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一起回忆了那些令人难忘的时刻，谈了我们一些工作过程的经历。

    冬梅当初是在北大费孝通手下做秘书，为什么不做了呢，他大概是嫌这工作太熬人而且出头的时间慢，以后就和我一样辞职下海，与曲音在海南岛做起了木材生意。曲音也是看中冬梅曾做过费孝通的秘书这一优势，和他合作干了起来，一直合作的还可以。

    我们喝的是北京二锅头酒，知道冬梅也能喝一些。那时我可是能喝，曲音也能喝些，于是多年未见的我们就放开量喝了起来，那可是五十七度的北京红星二锅头。

    后来我也多了些，就埋怨起了冬梅，我说：

    “你啊，就是心太高了，你辞什么职啊，再干几年费孝通死了你也就出来了呗，他已经八九十了。你啊还是觉得在学校的样子啊，在社会上多么地不容易，出来起码也是个正处吧！”

    实际上与其说他，还不如先撒泡尿照照我自己，我还不是一样吗。这样说说聊聊，把他埋怨了一番。这时曲音已经不行了，趴在酒桌上睡了，冬梅也喝的东倒西歪。我还在慢慢地喝着，忽然冬梅在椅子上坐着，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我连忙又是拍又是喊，他俩才慢慢醒了过来。

    他们醒来后，我突然意识到还有任务呢，一看表只有十几分钟火车要开了，于是急忙和他俩告别，就慌慌忙忙跑向了西客站，刚刚上车就开动了。真悬，这样迷迷糊糊在火车上坐到了上海市。

    在上海停了没几天，你们说又碰上了谁？原来他是我们县公路管理站的李松，是上海知青招工到公路管理站的。这位李大哥，我为什么叫他李大哥呢，提起他来又要说一阵子。

    可以说李松和我们家是世交了。他大我六岁，他也是上海人，早年属于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我们县，先是在我们县的值班分队干过，后来养路段招工他在我爸爸手下做工人。先是一九七六年跟我爸爸建造过稻田大桥，在工地上协助我爸爸工作，后来我爸爸当上了公路管理站的一把手，他也经常到我爸爸家去，也是在我家常见他。

    那时我就和他熟悉，在七七年黑龙江省乌拉嘎森林火灾时，我们为了扑火，在山上住了一个多月，风餐露宿艰苦的了不得。在爬那“八里岗”时，李松还记得我和他在一起，我们抢吃大米饭砸了腐乳罐子抢吃时他也参与了，那时是吃得多么香啊！今年（二零一五年）他夫妇两人来老家的城市看我妈妈和我们，还在一起回忆过这段儿往事。

    我在大学时他到哈尔滨市出差，我爸爸还让他稍带过我上大学时借给陆基林的三百元钱。我和妻子结婚时在北京，还靠他大姐帮忙买了紧缺的中华香烟和两瓶茅台酒，也是对我们不小的帮助啊。在我儿子一岁多的时候，我出国前，我岳母在我们市里抱着儿子要回我们县时，正巧他乘公路管理站的吉普车到我们市里出差，再回去时我岳母她们坐了他的车回了我们县。他曾和我爸爸妈妈在一起工作过，这不是世交吗，他经历了我家三代人啊。

    后来他回到了上海市，我到上海时又和他碰上了，那时他已在上海好像已经办了内退，闲着没事儿。我就对他建议到可以上我的公司来吧，闲着也是闲着，多少挣点儿钱，每月一千五，一周来我公司一次。他也算是我的部下还是知已，他熟悉上海市，到处走走看看，车马费我们还给报销多好，他就同意了，这样就在我公司做了一年多的业务员。

    他对我们很是热情，记得过端午节时他还给我们送来了南方特色的棕子，有肉和鸡蛋馅儿的，我还是第一次吃。我们在一起也是很和睦，工作、私人关系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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