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九年，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协议颇多，很多企业都签订了日本专家来华进行技术合作的协议。天津又离日本极近，这海边有很多家大型的化工厂，到处是管道、液体罐林立，一派进行着蓬蓬勃勃建设的景象。我们去的这家厂子接受日本专家相当的多。到了那里后看了看竟有三十多人，翻译也不少，我还算是年轻的呢。

    记得还有大庆石化研究所的十来个要退休的老同志，他们大多是朝鲜族人。有一位叫李昌浩，我们戏称他和韩国的围棋世界冠军李昌浩是不是认识，他没好气地说：

    “他算老几，哪能和我比，他是孙子辈的！”

    我想大概那位围棋世界冠军当时相当著名，是南朝鲜人，而他们是北朝鲜人的缘故。因为朝鲜在日本人统治下有半个多世纪，他们老一辈的人都会说日语，而下一代耳熏目染也就会日语。大庆不愧是一个工业基地，那里在建设初期的时候，也吸引了很多的外语人才。

    去了天津的厂子后，把我分给了一位叫铃木的日本中年人，长的也很高大，就是愿意到现场工作，也不管是多么高大的架子，都是爬上爬下，我也是紧跟着他，随时为他翻译，生怕有什么闪失。这个工厂的高大的化工原料贮存罐和密密麻麻的管道令人眼花缭乱，有时连找个人都费事。由于这些设备都在调试中，经常发生贮存在大罐中的化学气体泄漏的事件，这样就不时的传来警报声。一响警报，这些日本专家都向外跑去，而我们这些翻译也连忙各跟各的跑出去。

    一次我跟的这位铃木与中国人发火了，跑警报回来后，他生气的问一名领导：

    “你们这样经常释放化工气体，不是把我们养在废水池里的菌类都杀死了吗？”

    原来他们从日本引进的那些菌类，是分解化工污染而人工投放的，是一种保持生态平衡的细菌，能吞噬一定量泄露出来的有害气体。那位领导支支吾吾说：

    “那些菌类可能抵抗不了大量化工原料的泄漏，而被杀死了”

    菌类是日本专家从日本引进来专门吞噬污染源的细菌，它们可以生物降解水的污染，被用来治理化工污染，看来那时已把污染问题视为最重要的问题了，但我们的领导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我跟着这日本专家在设备中跑上跑下，累的我气喘吁吁，拖着二百一十斤的身躯，也算是很为难我的了，铃木也能照顾人，时不时的让我歇歇。但可怜了那帮老头儿，他们也顾不了自己的身体，只好也跟着日本专家在一些步行梯子上下奔忙着。

    这些老人，当然过去也没挣过这许多钱，虽然累一些，却也乐呵着。中午吃饭了，我们大家围在一起，一个桌上八个人八个菜，却也吃不完，晚间的伙食更好，大概有十二个菜，一天下来每人五十元的标准吃不了。怎么办，但不能退，可以买一些别的，开始时我仅拿了些可乐饮料，喝了几次，开始还行，时间一长就感到太甜，喝不下了。后来听说若剩下钱还可以拿烟酒，这下子不错，我不抽烟但可以给我爸爸，于是没几天，随身带的包就塞满了成条的香烟。天津那时还开始有一种葵花籽卖的，一小塑料袋仅两元钱，大概有半斤装，我也是第一次买这东西，觉得很稀罕，就买了一些带回家。

    正值国庆和中秋节要连着过，这些人开始计算起了工资，给日本人干活这工资是克扣不了的，因为与中国人订有合同，而且在法定的节假日要给双倍的工资，那些老头们算了一下，若在节假日工作，有时候再加个班的话，一天就能拿上千元钱呢，这与当时职工四五百元的月薪是不能比的。唉！这年头谁不想多挣几个钱。

    但这时，家里来信了，说山东金浪集团来了录取通知书，让我国庆节去那里招聘考试。这下子我犯了难，怎么办呢，就和小谢商量，他也要准备出国，说要是辞去现在的工作，是太可惜了，我身体又好，工作也能干，大家也喜欢，但这终究不是长远的事情。我还是有过去那种铁饭碗的想法。其实后来想这种工作也不错，日语是小语种，会日语的人并不多，还是会英语的人多些，但中国和日本那时正是合作的巅峰时期，日语人才还是很缺的。只是这翻译工资是挣得太多，若能通过日语一级，这翻译工作会挣得更多，只是那时的日语一级考试很难考，国家也是刚刚开始在国内允许日语的一级考试，就连日语专业毕业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关，况且我已经年纪也大了。小谢说：

    “你也可以去金浪应聘试试看，要不你再考一考日语一级，这边工作暂时还保留着，先不辞，日语一级虽说很难考，说不定能考上呢？”

    我一想也是，那边若聘上一月工资也有近四千，至少长远多了。至于日语的一级考试，我对翻译这工作也不感兴趣。那就先回山东去看看吧。

    于是告别了小谢，带上了许多的烟和葵花籽，赶快回到了老家的城市，第二天就是要应聘考试的日期了。又马不停蹄的带着金浪集团的录取通知书跑到了近千里外胶东半岛的一处偏僻的城市，这城市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仅在山东省就离那么远，它是在山东省的东北方，而老家的城市是在山东省的西南方，恰巧是大对角。所以两城市的距离有近一千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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