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母、弟弟黄波坐在回山东老家的列车上，历史总是开这样的玩笑，这趟火车正是二十七年前我们到东北的那一趟。但是方向相反了，当年我仅十岁大，哆哆嗦嗦穿着棉猴像个木乃伊样木呆呆的跟父母去了寒冷的东北，而今，我长成了一个身高一米八六的男子汉，是有着大学文凭、接受过出国教育、担任着国家官员、做过党支部书记的三十六岁的男子汉。

    今非昔比啊，一路上我对末来充满了期盼，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是踌躇满志，仿佛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对将要遇到的困难一无所知，并且也是毫不在乎，以为我是个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这一生还没遇到过挫折和失败。困难是什么，困难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障碍，俗话说：“困难像弹簧，你硬它就软”，我黄钧就是在逆境中长大的人，对面临的一切倒是毫不担心，知道自己的能力能克服这些，包括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和弟妹，都是这么认为的，自己就是这样的想法。在火车上，我和弟弟、父母喝着啤酒，高兴地谈着末来、谈着理想、谈在山东的亲人，全家人对我都抱有期望。

    但我不知道的是，这在想象中的美好的故乡，却是一个巨大的深坑，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它将会吞食我的一切，包括我的前途和对末来的理想。

    一九九二年，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国家领导人南下，去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做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对于目前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他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的这些指示，如同火上浇油，使这个改革开放之火烧的越来越旺！

    那时，凡是搞能源之类的东西都发财。什么水泥、钢铁、木材、特别是螺纹钢之类的，真是人人做生意，大家各显其能，八仙过海，人人都有关系，全国人民都要发财了啊！

    这样到了老家的城市，大家来欢迎我们。光二姨他们找来的车就有好几台。爸妈和我们暂时住到我妹妹家。要说我妹夫可是没说的，刚来时，乱哄哄的三家人，挤在我妹妹家的一间小房子里，她家仅有二室一厅，可够乱的，吃的住的，他还尽心尽力伺候着。记得在妹妹家附近，有一家卖猪头肉的小摊，我和爸爸都愿意吃这口，妹夫他几乎天天准时去那里买他的猪头肉。

    那天是九二年十一月十四日，那个冬季，也是少有寒冷的的冬季，最低的温度有零下十四五度。光在妹妹家里住也不行，于是首要的事是赶紧租个房。郝淑珍在银行的同事，说是有一家民房，空荡荡的有三十多平方米大，每月租金仅七十元，于是就搬了进去，家具带来很多，用家具做隔断，收拾了一下我们全家和爸妈就住下了。天冷也没有暖气，就买了个蜂窝煤炉，我们也不会烧，郝淑珍尤其讨厌的是一捅这炉灰充满了整个房间，一次我姑姑来看我们，她倒是会烧，拿起炉钩子就捅，满屋的家具上、被褥上就落满了灰尘，把郝淑珍弄得手足无措，这样住了几个月，那段儿日子，也真是够艰苦的。

    我上班了，地点倒不错，在这所城市唯一的高楼，外贸局大楼。它当时一共是九层，带电梯。我来后不久就上班报到，也是十一月下旬，见了我们公司的总经理，他带搭不理的，他看了我的档案知道我是正科级调来的，而且是要提副处。这个总经理是个市里纪检委一个科级干部，原来是挂职下来的，他倒是属于政府官员。上了几天班我才明白，我是这个叫“进出口公司”的一名职员，已经不是国家干部了，而是一名工人身份，这真是使我大吃一惊！老天，这是咋回事？若是工人的话我十几年前就是工人啊，这上了大学、出国留学、做过教务主任、政府的中层干部，咋一下竟然成了工人呢？这么大的落差的确受不了。但是更让我受不了的事情还在后面呢，到那时（一九九二年末）为止我还不知是怎么样调来的？是谁的关系？他了解我多少？他现在如何？这些都是不知道，但是来后终于知道到了。

    这是一位外贸局贾局长办的，他怎么知道我的呢？是这样，我表弟不是在谈恋爱吗，他末来的岳父是市纪监委的书记。表弟给他讲了一下我的情况，这贾局长正是青云直上的时候，后来据说他从一个工人做了外贸办公室的主任，又提为局长，当然也是有机会再获提拔。这纪监委书记也是他很重要的上级，表弟仅仅提了我一下名字，说是他自己想回来。他一口答应，就决定把我调来，殊不知这样就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我还喜滋滋地以为是调到外贸局工作呢，这个公司是挂靠的公司，来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我并不是说这些人的质量不好，而是没有一个有学历的人。这所城市有种现象，这是难以接受的。这也许是山东老家的风俗习惯吧，和我们东北大不一样，这个就是“熟人文化”。

    这点现在东北也有了，若是某单位用人时，有没有熟人大不一样，这所市的复转军人多，是全国闻名的“双拥”城市嘛。这个“双拥”是“拥军爱民，拥军优属”的意思，市里几乎大部分的领导岗位由他们占据，几十年来这些复员转业的军人统治着这所城市。他们的战友每年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有战友协会，这样全市就有关系了，这样有关系只要有人说句话就能优先给办，各单位只要有好的指标基本上是他们的了。

    嘿！我到了单位，同事大眼小眼地瞪着你，意思是这个人不知靠什么关系进来的呢。我是做什么的原来大家不知道，我以为：若是来到了新单位，把你的档案一公布，大家纷纷惊讶得直吐舌头，双手鼓掌，热烈欢迎我的到来呢，实际上这真是做梦！

    好了，我过去的经历就是这样全都抹杀掉了，这也使我追悔莫及，但木已成舟，毫无办法。可我还抱有一线希望，这就是那位贾局长，他也知道我的哪怕一点儿情况啊！殊不知，人啊！也真是应了那句话，叫做：“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这个贾局长在我和他末见着面的时候，就已经是肝癌晚期了。我们还和淑珍去医院看望了他，这时他竟然不知道已是晚期了，家属都瞒着他。还在这所城市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踌躇满志地对我说：今后要把东北方向的事情做好，让我来做这个办公室的主任，还问我有没有信心。我给他带去了在黑龙江省带来的“飞龙”和人参，只见他的夫人愁眉苦脸的在病房应酬，也并没多说话就退了出来。过了几天他就去世了。我也总算见了他一面，这样整个外贸系统也不知我这个人的经历，过去在原单位如何，工作能力怎样。

    我还去了局里的人事科，一位科长看了我的档案吃惊地对我说：

    “你是大学生吗？还出国留过学？还是正科级？”

    然后用有些不相信的眼光合上了档案袋。那时，像我这种年龄的在这所城市里怕是不多，外贸局恐怕没有，要么他是不相信的了。我无奈，只好痒痒而退。

    参加完贾局长的葬礼后，我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无任何人缘关系的城市里，过去的一切都离我远去，我又回到了十几年前，成为了一个工人，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近十几年的努力一切都付诸东流。是啊，在这所城市里我是无同学、无好友、无同事、无能信赖的领导、甚至还有无能依靠的亲友。快赶上八路军刚到东北时，正如黄克诚向党中央写的“七无”的处境了。

    此时，我们公司也新来了一位刚从北京军区复员的退伍兵，姓唐，他比我大两岁，也是副营职下来的。这个公司不管怎样，也是当时许多人向往的地方，一些面临要下岗的工人、在单位开车的司机、有头有脑人的家属还都削尖脑袋想进来，老唐来后也与我一样不甘寂寞，上了班就要求工作，我俩急着请战，要求做点什么。于是总经理就安排我俩去监督装运水泥，并任命了我俩副总经理和印了相应的名片，但这只是名义上的职位。

    那时是全民搞贸易，无论是何人，只要你有关系，能弄到诸如钢铁（尤其是螺纹钢）、木材、水泥等资源类的物质，就算你有能耐，有门路。这个总经理不知在哪里弄到了几车皮水泥。我和老唐负责了几天运输，幸亏没有亲自装卸，算是完成了任务。

    来到了这里，我三姨带着她的小女儿一个十五岁的表妹也过来了，正巧她也多年未回来了。二姨、三姨、大舅、二舅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好不快活，我三姨的表妹和我二姨我的表妹年龄差不多，天天就知道逛街，我给了她两个一百元钱，她们也没花出去。这些人还去了县里的老家，和我姑一家人照了相。那可是这几家人最幸福、快乐的时候。

    我在车站送三姨回东北上车的时候，对我那小表妹说，这一去不知何时能见面，也许，再见到你时，你可能要抱着孩子呢。谁知，这句话成为了现实，这一去竟然二十多年还未见上一面。

    这年末，大表弟结婚，这可是大事情，因为我能去这个公司也全“靠”了他，无论结果如何人家还是使劲儿了，目前我到了这种处境也不能怪人家吧，要怪的话也只能怪自己，谁让我不安于平淡的生活呢，谁让你不甘于现状呢，谁让你认为自己怎么都行呢，实际上这些也都是不成熟的表现。举行婚礼时我要给他四百元的贺礼钱，当时可以了，我爸爸说，有点少，于是又加到八百元，这也相当于那时我四个多月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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