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暑假期间，我在教务处搞了一下改革。林校的教学计划太老旧太跟不上发展了，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一个人就做了个大大的看板，设计了几十个班级的教学计划，这样的看板现在一般学校都有了。那时这是为全体教师看的，教务处也看，从我做的这一大块的看板上能看到自己的课，是哪一天在哪个班级教什么课，谁看了后都是一目了然。我是用各种颜色一片片小薄的泡沫片,一片片用裁纸刀把一大张一开的裁剪开，再一片片的挂在钉的密密麻麻的小钉子上，我几乎是日以继夜的工作。后来副主任李老师、年轻科员王老师（现在是我们市一局长）也参与进来，整个假期，就做了这件工作。

    记得一次，学校教务人员和教师在一位副校长的带领下，搞清除操场上的垃圾活动。活动搞了一半，大家中午围坐在操场的地面上吃带来的午饭时，天突然下起了雨，渐渐越下越大，后来成了瓢泼大雨。一时间大家要找避雨的地方或去办公室，这时近六十岁的副校长说：“大家不要动，我这一生还没在挨雨淋的情况下吃过饭呢”，于是谁也没走，就这样，我们冒着倾盆大雨，在操场里边吃着带来的罐头，喝着酒，浑身浇个净透。这一顿午餐，是几乎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也是难得的回忆啊。

    一到放假，学校里老师闲的不少，大家在一起，经常打打麻将，有一阵也成了风气，我呢三十多岁还不会打麻将。打麻将这东西，看上去很复杂，开始我就是看，不会玩，但是几乎人人都会，就我不会这是怎么回事？我难道就这么笨，家里的邻居小孩子五六岁也会，一桌少一个人他就上，而且码牌、摆牌麻溜得很，每次看了我就有点儿感到自愧不如，连五六岁的孩子都不如。于是我决心要学会它，又买了麻将的书，在家拼命练习，各种组合记得个烂熟在心。最后终于也能与大家一样了，也能一起打了，而且自觉的水平越来越高，业余时间就乐此不疲，一段儿时间有空就是打麻将。有一伙人，和他们泡在一起，反正有的是时间，还有假期，真是有闲有瘾，输赢不大，也就百十元钱，但也不能总是这样，我也清楚的意识了这一点。

    一九八九年的暑假期间，学校的任命下来了，任我是正科级。此时我感到在林校这么天天做也无大意思，每年做老师的寒暑假时间太长，也没什么成绩，有劲儿使不出来，觉得这么要永远这样干，是个学校的校长也是自然的，但是多么的无聊啊，天天只是业余时间喝酒、打打麻将，只是混日子而已。一时间这种想法占据了脑子。

    其实，这时正是我的自负心做怪，老觉得这一生这儿也不满足那儿也不满足。尤其是从日本回来后，感到中国这地方容不下我了，我无论在哪儿干都能干得比这儿更好。现在看来不满足是好事，但不切实际地不满足则容易坏事。

    我觉得在学校做教育工作很单调，总想到南方工作，那里刚开放，报纸、新闻上总是讲需要人才，需要新鲜的血液，这人就是不安分。我在与二姨的通讯里多少地流露出来想去南方工作的想法，山东的二姨倒非常欢迎我回去工作，她的信心满满，要求我回去并尽心给办。这天我于是就写了一封自荐信到内地曲阜市。在信中我把自己的详细情况给对方做了介绍，哪知道曲阜很快来了回信，上面还有市委书记的批示，上面写道：“此人是人才，应该使用”。大概他看了我是大学毕业，又在国外留学，当时在林校教务处做主任的现状。那时全国各地都是需要人才，连个大学生都需求，况且我还是出国留学回来的正科级知识分子呢。

    于是我动了心，就回去关里了一次，主要是去曲阜看看。到了曲阜市，看了看“三孔”,游玩了孔府、孔林、孔庙。在面积很大的孔林里，那黑压压的全国最大的人工森林，一处一处的孔子后代的坟墓，在那森林的辟护下静静地安置在那里，我看着这些几百年几千年来的墓地，这些名人、伟人、圣人，死后算有安葬他们的安身之地，心里有着说不上的滋味儿。

    饿了我就在市里的僻静处吃了碗热豆腐，还啃了一个家乡的特产大青萝卜，才三分钱一斤。然后去了曲阜市组织部，见了一位组织部里的人，姓郭，他看了我拿的有市长批示的自荐信，倒是很热情，说：

    “你要是方便的话，可以立即为你安排工作”

    我说：

    “看看吧能不能做”

    他就领我去了一个地方，原来是做导游的地方，在这里几个翻译用日语与我谈了几句，接着又给了我一本文言文的日语书，哪知道这些人是故意刁难你的，他们根本不想引进什么人才，这只是一般的导游。

    我这个正科级去了，原来想还不是要市领导接见我啊，但那位郭同志倒对我说了一句心里话，他说：

    “到这里没人还是不行啊，最好你找找这方面的关系。”

    实际上我还真有这方面的亲戚，要知道一位我的大表舅当时在这个市做工会的领导工作，我这人虚荣心强，也不愿意求人，再说并不太想去曲阜市，于是就告辞。

    在老家的城市见了见二姨就回来了我们市。这次去山东倒是谁也不知道，就连郝淑珍也不十分清楚，我办事独断专行惯了。什么事也不和人商量一下，这是我人生不足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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