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了我们市林校,学校如原来样,并无变化。

    来了一些新人。最初几天,天天来朋友登门看望,我忙不迭的迎来送往,儿子一年多没见，还是很天真，已经是小孩样了,天天在林校后面的托儿所，我妻子郝淑珍也是面貌依旧。仍在工商银行上班。

    现在，家的面积已经扩大了一倍。原来与我们在一起住的谢铁老师家，因学校在外面买了家属楼，又给职工分了房，他家也分到了一处，就主动搬了出去，所以我们住的面积比以前大了一倍，算一室一厅了。

    儿子一年多不见，长大了不少，那时尤其可爱。不到四岁的样子，又老实，又听话，有时自己放个屁还转着头找来找去，憨态可掬，把我逗得哈哈大笑。郝淑珍的工作也很稳定,她的工作地点已经搬到离家里不太远的工商行总部,近了不少，上下班也方便了许多。

    我和领导和朋友们一一见了面,特别感谢了那位副校长,给了他带回来的小礼物。那位贾胖子贾老师倒是第一位来家里看我的,我送给他了一个小计算机和在日本时那位舞女送给我的瓶启子做礼物。聊了聊林校一年来的变化,聊了人事方面的变化,领导换了,那位对我不好的王老师当上了副校长,一把手也换了。

    回到了我们县,我妹妹竟然考入了我们市卫校,读了有一年了,正值放寒假，平时也去我们家里住。弟弟也在县里上初中了，他的学习不算太突出,但也是在班级里前几名,成天和同学们在一起玩玩篮球。

    我见了爸爸妈妈,他们也高兴,我把带来的打火机给了我爸爸十来个,他见面就给朋友送一个,以至于有些人许多年后还记得这件事。

    回来后正是三月份,学生也开学了。而我还没有安排工作,不免的有些着急了,自己倒成了游手好闲的人,看着一些新教师在学校还缺人手的情况下工作,我这个四年前就教学的教师也有些摩拳擦掌,因为从日本刚回来，跃跃欲试,可是有很多事情并我不知道。

    这两年,学校的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上层领导倒也相安无事，一把手因为是上级市里派来的，是原来市里的一位副秘书长，他来到林校倒也说了算。主要是些中层领导，他们天天也为一些权势岗位互相争夺，这次可不是如原来似的政工与教学人员之间的冲突了，而是那时社会上惯有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利害冲突。当时中国的改革也有几年了，国家重视知识分子重视教育的政策已经落实，全国上下尊重知识分子的风气已经普遍形成，更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出现，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不像以前那样炙手可热了。这时林校的中层正在酝酿着一场近似于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国家基本上经过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后，也渐渐安定了。知识分子队伍也基本稳定了，大家的生活表面上也平静了一些日子，但是平静地表面之下，却也暗流涌动。

    写这时期的事情大家可能不愿看，可这是在每个部门都有的事情，从这点也可以反映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在复杂的内部斗争中是如何进步发展起来的。

    大家知道过去林校不是有个叫王老师吗。倒不是当副校长的那位，我曾写过，他替我做过班主任。他可是不得了，能量大得很，而且教学能力，工作能力，也是出类拔萃的，五十一二岁。这可能是文化革命的后一届老大学生，那也算是很年轻的了。正值要干人生最后一阶段事业的时候。实际上他可能感到比谁都强，比他大几岁的老大学生也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我们的副校长那样的文化革命最后一届的毕业的大学生也提拔到了副校长的位置。他能不着急吗，而那位现在的副校长原来还是他的手下，他在同一教研室做副主任，所以他想尝尝做主要领导的滋味儿。

    在我们学校，校长和副校长要市里任命，这手续也严格，程序也复杂，不好弄一般也是从市里的外单位调进。怎么办呢，他就瞄上了学校教务处主任的位置。在学校，教务处原主任调到校长办做办公室主任，这是可以在学校内部提拔的。教务处主任是很大的一个权力机构，它不是一个教研室所能比的，不仅管理日常的教学，还管理着教师队伍，这是有着八九十名教师的，有众多五十多岁的老教师，组成的一支不小的队伍。

    其中在老教师中，他们在文化革命以前年轻时也有过澎拜的热血，也有过上进的欲望，但所处时代不同大都被弄的灰头土脸，窝在林场混了半辈子，现在，国家又开始重视他们了，又拿他们当回事儿了，所以大家都想在人生的最后一站再拼搏一下，很多人是这样想的。除了王老师以外，还有一个位姓马的老师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他就是几年前曾在教师会上大肆对我狂呼乱叫的人。这个人虽敢讲话，能批评人，但也有考虑问题不周的弱点，他也能团结人，一大批中青年教师也跟着他，当时是有名无实的校工会主席，还兼任个基础课教研室的主任。他也对这个教务处主任觊觎已久，可能他想，若当上这个主任，就能管人，管住这一批老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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