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海道回到研究所后，他们还让我办了一次小讲座，就是中国的黑龙江省和日本的北海道的差别，我用粉笔在黑板上边说边写，给他们描绘了黑龙江省的特产，有人参、黄金和鳇鱼还有“大马哈”鱼，他们提问的很仔细，问了鳇鱼的习性，几百公斤的大鱼在黑龙江能生活得下吗，我说江很大是可以的，说到“大马哈”鱼，提到它是如何在江里出生，如何很小的时候游去大海，在大海里成长，开始产卵时再游回出生地，大海非常辽阔，可以任它自由地长大，“大马哈”鱼也是这样。听他们说，原来日本也有“大马哈”，学名不一样，他们叫“鲑鱼”，吃日本料理是最喜欢吃的“生鱼片”就是“鲑鱼”，日本名叫“刺身”。他们也开始按照它们的生活习性来人工养殖，日本的河流众多，他们选择一条合适的河流，用人工的方式培养出许多的鱼苗，选出一处放进去，然后它们到大海生长，以后性成熟就回游到出生地，途中即使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也在所不惧，即便河流已变成瀑布，也勇敢地跳上去，奋勇向前。是啊，遗传信息的作用真是顽强的，记忆是无法更改的，然后他们就在鱼的出生地支起来大网来捕获它们。我们就这样互相交流，他们也愿意与外国人谈些喜欢的话题，总是问这问那的。

    樱井真由美还信誓旦旦的下了决心，她握起小拳头在胸前，说：

    “以后一定到中国看看，中国真是太辽阔了，太大了”。

    日本人就是这样。实际上他们非常羡慕中国，认为日本人的最大缺点是心胸狭窄，原因是日本的国土面积太小了，那么狭窄的一溜，在地图上看，是这样。

    我开玩笑地对他们说：

    “日本的国土就像窄窄长长的小虫子，而我们中国的就像一只大公鸡，这公鸡的嘴就对着这条虫子，想什么时候吃就吃掉它”，

    他们也说，是啊，中国太大了。日本的地图形状在中国的地球形状面前，可不就像一条小的虫子呢，

    日本人教育人的世界观的方式与我们的三十年前不同，他们被灌输一种危机感，日本的舆论机器总是在告诫日本人，他们是多么困难，国家是多么的无助，四周的邻国如中国、韩国、苏联发展得多快，是多么的强大，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多么的迅猛，日本是无资源、国土又小，各种急需的原料也没有，仅靠一些技术上的优势也马上被周围的国家占先，日本人不努力、不拼命工作能行吗？就是这样教育国民，如同用鞭子在不停地抽打他们，使他们总是意识到目前的处境。

    而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宣传的呢，解放后乃至三十年前是这样教育中国人的，中国地大物博、国土辽阔、人口世界第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就像“老王卖瓜自己卖自夸”那样，因此两国的教育人民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日本人也不怕外国人在贬低自己。

    所谓的讲座完了后，我又回到了我们的塾里，大家多日不见又聚在一起了，这次我从育种研究所那里给大家带来了在日本也很少见到的“猕猴桃”三小盒，大家也弄不明白是啥东西，不过很好吃，大家也纷纷带来各种小新闻。刘国帮和任力民也回来了，他俩描述了在宿舍半夜看黄色的录像如何如何，自然都是男女大光腚的事儿，还带来了录像带，这小池和焦洋听了后，非要看过新奇，他们把门反锁上，她俩就死命地敲门让他们开开，又哭又闹，不过刘国帮到底没让他们看，他说怕她俩中毒，气的她两个直哭，恨恨地骂了又骂。后来也问了我去北海道的事儿，也只是羡慕我的运气好。

    夏天了，大家到大内山村的周围去走一走，我用自行车带着焦洋走在山路上，日本的山路竟然修的这么好，全是柏油公路，即使很偏僻的地方也是，我们去的地方叫“犬回头”的路，意思是说尽头连犬也要愁得回头，路旁是日本特有的树种扁柏，也有杉木，都是针叶树，倒也显得郁郁葱葱。

    到了很偏远的一日本农家，即便是这样，他们家的生活也是很便利，有上下水、有电视、电话，年轻的男主人领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又天真又可爱，我把她举到了头顶，和她照了张相。焦洋与孩子的奶奶聊了聊天，这家人也是可怜，大内山村有一次来了个城里的杂技团，团里有个小伙子长的英俊潇洒，就把小女孩的年轻妈妈拐走了。这家人的好不容易找上个媳妇，就这样就走了。我想，也可能是私奔了吧，人家自由恋爱吗，这不把个老婆婆愁的要命，在这个山区，不容易娶上媳妇，能娶上媳妇也是要花不少的钱，回来的路上，我想，日本的钱虽多，也有难唱曲儿啊。要不后来日本人到中国来找老婆的人也不少，那些北京、上海的大龄女孩子，也是剩女，嫁到日本来的也不少，只奔着日本人有钱有房有车，这些他们倒是都具备，殊不知这人丁稀少的山区，日间很少见到人，中国的这些姑娘，虽然能满足物质金钱上的欲望，但在这种环境下，也只能是“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了，在家“相夫教子”。回来的路上我开玩笑地给焦洋说：

    “你觉得合适不，要么就嫁给他吧”，

    她使劲儿掐着我的腰气哼哼地说：

    “你小心点，要找死啊”。

    就这样大家玩了一个周末就分头回去了。

    回到了育种研究所，和田先生又交给了我一任务，让准备一篇讲演稿，他要去日本的他们在松阪市的“狮子”俱乐部分部，这应该是他在职时最后一次参加俱乐部的活动，让我准备什么内容的稿子呢，他说什么都行，你愿意说的就往上写。于是这好办，我就洋洋洒洒地写了能讲半小时的内容，就是大内山塾的事情和随和田去北海道的观感，写好后给他看了看，他说，写得不错，可以用。

    这天，他开车带我去了松阪，一路上，他告诫我说：“不要紧张，只要把你写的东西讲出来就行，不要受到他人的影响”。我们到了松阪市，在演讲的场所，一间大楼内，都是这个“狮子’俱乐部的人们，多数年龄也不小了。“狮子”俱乐部是一个国际组织，在日本是以慈善为目的的、由富裕的白领人员组成的一个民间团体。

    我参加的是由二三百人参加的该组织的一次集会，有二三个人演讲了一番，他们在台上手舞足蹈地比划一番，也弄不清他们讲的是什么内容。该我讲了，这时有几位记者模样的人拿着摄影机和纸笔在准备拍摄记录，我看了他们一眼，心想，该不会把我的讲话内容登到台湾的报刊上吧，有点儿不安起来。

    开始演讲了，我操着不算很流利的日语，讲着我在内山老师的帮助下，来到了日本，日本人民如何地满怀热情的欢迎我们，我们大家成为了日本和中国两国人民的友谊纽带，和田老师又如何带我去北海道，热情地在生活上款待和指导我的学习生活。我说着说着，只见和田老师在下面不停地在比划着什么，双手挥来挥去，看着他的这个举动，我也着急起来，只想赶快讲完，就此结束。他挥着的手臂这时也快了起来。我赶快结束了演讲后，记者开始提问了一些问题，我都一一如实回答。这时有个年轻的男记者问：

    “你愿不愿意到台湾去，那里可是很自由的”，

    我摇了摇头，说道：

    “我在中国很自由，而且有老婆孩子，去那里做什么”？

    在有些日本人眼里，中国大陆是个非常不自由的地方，总觉的我是生活在不民主、不自由的水深火热之中，但不知道我们这些能来日本的年轻人，是公派的，国家选派的，都是生活的很好的，是出人头地的，那些崇拜台湾那种自由生活的人，也就是不满意中国当时领导而来不了日本的。不过在一九八九年后，因私出国的就逐渐增多了，人员也就复杂了，那个熊记者还不罢休的说：

    “你要知道，去台湾办手续很方便，可以先去看看吗”？

    我这时看了他一眼，说：“不”。

    回来的路上，我着急的问和田先生，刚才是咋回事，我看你在台下急成那样子，双手那样比划着，他回答说，我看你把个麦克风拿的越来越远，声音太小了，而且语速太快，你的讲话太快了，在台下我的意思是告诉你拿近一些。我说，有些紧张，也不习惯用麦克风，是啊，过去几乎没用过它，只有到了日本后才用它，尤其是在日本的“卡拉ok”歌厅里。

    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叫《狮子》的著名国际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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