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我一个星期回学校（以后就叫做塾里）一次，因为在外边的费用太大，主要是吃饭费用大，这样内山先生也便于管理我们。这样，除了在名古屋的两名女生离的较远外，大家基本都按要求回去。

    而我，很快与研究所的年轻人打成了一片，不久，竟然不好回去了。因为日常我都是自己做饭，有时炒了几个菜，单身的青年人也不愿意回家，像佐藤那样的就不愿走了，常常在超市里买来了啤酒和我一起喝。不几天就又来了几个职员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有的已经有家室也不愿意回去，不久大家觉得我做的中国菜很好吃，大家就传开了。

    一天佐藤代表全研究所的职员对我说：

    “大家喜欢吃你做的中国料理（中国菜），我们想请黄先生给我们做中国料理好吗”？

    我回答说：

    “这事倒可以，但是需要时间啊，周末内山老师要求大家回塾里”。

    他说：

    “那好办，我们大家给你先生打电话，请他允许你周末不回去”。

    我想既然这么说，那你们就打吧，于是，他们这些人就怂恿和田先生打电话给我请了假，这内山老先生也是很高兴的同意了，他是乐不得我们和这些日本人关系搞好呢，他也是很相信和田先生。好了，这下子就无后顾之忧了。

    于是，这个周末，我就准备了起来，佐藤这伙人也跑前跑后的跟我忙活，他说：

    “你需要什么食材尽管说，只要超市有的我们就会能买”。

    于是我谋划了一下，要来的人全部考虑到可能会撑死几个，那样少算一些人也可能大概二十人吧，有那些年岁大的和家庭主妇一定来不了。

    那要做些什么呢，不要做那些耗费时间和麻烦的菜种，现在还记得起的有，“烧茄子”、“炸茄盒”、熘鸡块”、“煎蛋饺”、“白菜凉菜”、“溜土豆块”、“红烧鸡翅”、“熘肉段”、“樱桃肉”、“熘豆腐”、“炒肥肠”等等。

    共做了二十来个菜，酒类有日本清酒、烧酒（清酒约十七八度、烧酒约二十五度）和罐装啤酒，每个菜的菜量我做的很大，尤其是做煎蛋饺，很是费事。首先要用鸡蛋煎成饺子皮，然后在一个一个地使用小炒锅将饺子馅用鸡蛋皮包进去，鸡蛋皮在煎的时候还不能煎的太老，老了就包不上，幸亏在日本的超市能买来现成的饺子馅。其它的菜倒是不太难，这样忙活了半天，周六下午五点正，大家都来了，有的还带来了日本特有的一种水果酒，也属于烧酒的范畴，这一点，日本人很守时，说是五点来大家就提前一两分钟，绝没有五点以后到的，也是一种文化素质的体现吧。

    日本人可不像咱中国人似的，尤其是山东人，说五点到，他五点半来就算是早的，生怕要准时来到人家就都说是等不及了馋的，磨磨蹭蹭要晚半个多小时才陆续来到，你看我是多么沉稳、多么的忙碌，真是百忙之中才能赶来。他们日本人赴宴时总是很准时。

    到了五点后一看来的人数，吓！竟然来了二十六人，这时急得我的脑袋像炸了似的，这日本人是真够“馋”的，几乎都来了，倒也不客气。我直埋怨佐藤，也不精确地统计一下，多了这许多人，如何是好，赶快又挑着剩下的原料，又加了两个菜，分量又加了些。菜都摆满了，酒也添上了，大家就来吧，这时意想不到的出了个小情况，那个山崎大姐悄悄地问我有没有多点儿的菜，先给她一些，她要带回去给她老公和孩子尝一尝，我无奈只好捡多的给了她一点儿，她倒也准备的充分，事先带了饭盒，给她先盛上了。

    好，这就开宴，我先讲了几句简短的开场白，无非是：

    “欢迎大家的光临，为了中日两国国民的友谊先干上一杯！”（这干一杯酒时我必须先说明，不是日本式的干杯，而是中国式的，因为中国式的要一口都喝掉，日本式的可以随意喝）

    这时大家在我的提议下，都端起了杯，高高兴兴地用中国式的喝法一口都喝掉了，连几名女的也喝了，然后大家纷纷下箸，几乎是抢着吃我做的中国菜。

    很快，这二十多个菜，仅“红烧鸡翅”我就做了一大锅，一人要摊上两三个，反正又便宜又好做，几乎每种菜大家都愿意吃，我的心还挺细，就是“白菜凉菜”开始时大家不大愿意动筷，但是不一会儿，也就都来个以“风扫残云之势”，一扫而光。酒席间，都是年轻人，酒也没少喝，佐藤他们有些喝多了，竟然脸红脖子粗地嚷了起来，说的是什么我也不大懂，就随它去了。

    这边尤其是那些日本的女职员，几乎都是没成家，其中有个叫樱井真由美的姑娘，是个硕士毕业，平时很淑女，也就不到一米六十的身高，文文静静的，连打个电话都很注意的，用手捂着话筒，生怕影响到旁人。但是工作之余时我们一起打乒乓球，大家是随意配对儿，输了就下来，她打起来也是很凶猛的。她们也是不客气，见了我做的菜就是拼命地吃，喝酒也是大大方方地喝。这次也喝多了，日本人喝酒吃菜时是又能吃又能喝，她们倒是大大方方，第二天也绝不取笑喝酒后失态的人。

    真由美是有点儿喝多了，后来竟然和我接吻，搂着我的脖子，也不顾其他人的感觉说：

    “黄先生，我爱你，我爱你，你们中国男人真好，又英俊，又有礼貌”。

    她是喝多了。

    有位叫土肥的年轻研究员，平时沉稳得很，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这次喝多了，喝得太多了，吐的“榻榻米”上狼藉不堪，还是大家帮我一起收拾。最后全体女孩子簇拥着我，照了一张合影的照片才算结束，我在她们的中间，故意摆出了一派正人君子的模样，这张照片现在还在。

    日本女孩们也算是贤惠，帮助我拾掇碗筷，洗净后打扫利落，再一一告辞。二十几个菜全都被吃的如风扫残云一样，被吃了个精光！最后佐藤结算了一下，大家如此穷吃猛喝，只算中国料理的菜才花了一万多日元，这要是在饭店，还不十几万日元啊，佐藤吐了吐舌头。

    后来，研究所的职员们实在过意不去，因为这次聚会弄得太好，大家是酒足饭饱，就推选佐藤和我商量，说：

    “大家想给你送个礼物，你说是很大的‘人形’（日本特产，人形的盛装布娃娃）好呢，还是一架全自动照相机好呢”。

    我想了一下，“人形”是日本的传统礼品，他们当然愿意，但我们中国人喜欢的是照相机，当时在中国，一台全自动“傻瓜”照相机要一千多块呢，要比我一年的工资多，倒是不大喜欢“人形”，于是就说：

    “要给就给我个相机吧”，

    这样，就送给了我一台“佳能”牌全自动照相机和给了一列“新干线”儿子的玩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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