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单位后，给领导（大概领导也不会知道）解释了一下原因，就说因故提前集训结束（看我是多能撒谎），然后就照常上班了。过了一段时间，因开手扶拖拉机的驾驶员李英超做了统计员，我也顺理成章的从锅炉房调出来当了手扶拖拉机驾驶员，以后，工作还会又有些变化。

    入团的事儿又有了眉目，因我组织过一些活动，表现的好于许多青年人，积极参加共青团组织年轻人的各种活动，又加上抽调上了市里的篮球队，大家对我刮目相看，有关该走的程序也快了，对家庭成分虽重视，也是次要的了。赵济全对我也不算操心，见我积极上进而且人缘也好也就没办法，就顺水做个人情，在一九七四年年末的时候加入了共青团。我也是热血沸腾，和宋成立是一起入团的。我们一块宣了誓言，奋斗了多年的目标实现了，又算进了一大步吧。

    每天早晨我尽量早起拉二胡，早晨四点半就起床。拉二胡从不会到会，后来拉的有模有样了，一天晚间在锅炉房我拉二胡曲儿，那是个很深沉的曲子，在锅炉房的隔壁有位老工人听了装内行便对其他人说：这个拉二胡的一定是个老者。结果一看是我，他闹了个大红脸。我除了拉二胡还带着学学月琴和笛子。学学乐器倒也不错，问题是大家住个大宿舍，住十几个人，人太多，还有上夜班的人，不免影响的太厉害。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工人，长着一脸麻子，姓孙，大家叫他孙麻子，性格孤僻内向。一次和小宋、杨吉杰、我三人来了个器乐合奏，小宋弹月琴、杨吉杰吹口琴，我拉二胡，有个同学还会摆弄无线电，还给装了个喇叭，开始时白天听着还可以，有点像收音机样的声音，但晚上九点半了还叮叮咚咚吱吱啦啦地响。孙麻子上后半夜的班，吵闹得厉害，他实在睡不着，就对我们大声吵起来。我们仗着人多，没理也不让他。于是他找到正好值班的厂长高贤民那里。高贤民来到宿舍不分由说，拿起二胡就摔，把我们三人训了一顿，那一次印象真是深刻。直到四十年后的今日，摔断了头的二胡还在我这里拉着。

    每次县里来煤、粮食、食盐等，这些货物都是用船运来，数量很大，一次几千吨，我们县里这个小城不得不动员全县的壮劳力来卸船。煤用柳条编的篮子挑，粮食用麻袋装，食盐用草袋子装，卸船要扛着重物走过长长的跳板从船上再到岸上。我们粮食系统青年多，在县里首屈一指，这是县里使用我们这些劳动力的主要目的。一次全县要用一百多人，每次我们粮食系统都要抽去几十个青年去干活。每次来这些货物，我也是首当其冲，必须要去。那时我正在要入团，干活不要命，走长长的跳板，经常是把从肩上麻袋一放下就赶快小跑着往回来，别人两趟我能跑三趟，年轻时也不知疲倦，每次下来浑身湿透。有个老工人（四十五六岁）感叹地说：“上帝也有眼，这样的人入不上团啥样的人能入上团！”。那时，每个单位都有几个这样傻了呱唧的小青年，干活不要命。有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有激情，有干劲，信仰简单，遇事不加分析，盲目、冲动，易被人利用。文革中的红卫兵、“五四”运动的读书学生、“四五”事件的青年，无一不是这样的青年人，结果最倒霉的也是他们，当然我在年轻时呆过，那时我也是这样的小青年。

    几乎每年夏天我们县都要动员全县人筑坝防汛。此时粮食系统就派几十个年轻人去，挑土篮（柳条编的篮子），走过长长高高的跳板，直通大坝，有时冬天也这样干过。一次我的棉裤都湿透了，回家来冻得硬梆梆的，要在火炕上腾干，我姨奶奶心痛地说，这么拼命做啥呀，人家领导要求这么干吗，我也累的瘫痪在炕上。

    还有，几乎每年我们县都有森林火灾，仅有的管辖范围光边境线有五百多里，面积有六千平方公里，有很多森林，丘陵和极少部分草原，称八山一水一分田。我们县几乎每年都有森林火灾，大火灾要动员全县人，小火灾去几车年轻人就对付了。第一次打火，在县里附近，全县共去了五百余人，这次打火，火倒是没看到，山路倒没少跑。队伍带着电台，只知道火头在哪，队伍就奔向哪儿。天天只顾奔命，累得是不行不行的，饿得也实在不行。我们走到了一个村庄，累得实在是全身疲软，几个人一头扎在一大堆铡好的草料里闷头大睡，也不知过了几个小时，一醒来，满头碎草。饿极了怎么办，上边发给长了毛的小饼，我们吃得狼吞虎咽。后来给我们运粮的货车运来一坛坛榨菜，大家如获至宝，实在等不及就搬下来一个个把坛子打碎，迫不及待的吃掉，打火完了回到家里，身上背袋里还装着长满白毛的小饼。

    转眼到了一九七四末年，我入了团后也了却份心思，工作也算稳定下来。我天天开个手扶拖拉机全县满街的跑，也从姨奶家搬到粮食宿舍与小宋、杨吉杰一起同住。业余时间愿意玩儿，但姨奶奶那里我也天天回去吃饭。因为宿舍虽人多，但毕竟是小青年在一起也热闹，姨奶奶家只有两件事，就是挑水劈柴，也简单，三天挑一回水，我偶尔在姨奶家住一住。不在姨奶家住时，我和年轻人住在粮食宿舍里，这样玩起来更方便了。

    在宿舍住我大兴土木，在宿舍的窗前开了个小菜园，栽上了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之类的蔬菜，在大门前竖立个单杠，供锻炼身体用，还挖了个沙坑，竖了两个标志杆，天天练习跳高。那时中国的倪志钦刚在中国长沙用俯卧式跳高方式打破了世界跳高纪录二米二九，全国为之振奋，我也天天练习，一阵子练习得是非常刻苦，我的身材高，腿也长，开始一跳就能越过一米四。我卯足了劲儿练，没有教练自己练，在沙坑里又放上几只草袋子，用俯卧式跳，摔到沙坑后有草袋子做缓冲，我不信跳不过两米！那时我没个像样的教练，要有的话就这种练得刻苦劲儿，也能成绩提高一些，但终因没有教练和天赋，这事不了了之。

    中国由于林彪事件的原因，毛主席的精神头两年多时间也没有缓过劲儿来，只有周恩来在跑前跑后的张罗国家大事，他的威望如日中天，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中国与苏联彻底交恶，毛泽东一看四面受敌也不行，这样太孤立了，于是就要和中国人民的宿敌美帝国主义和好，以符合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孙子的军事理论。孙子曰：“远交近攻”，毛主席是熟读“孙子兵法”的，他借用打乒乓球这个契机，正好在三十二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我们的前世界冠军庄则栋在“大巴”上无意与美国一青年运动员相遇，互相还赠送了小礼品，他也是非常正常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应有的接触。

    但毛主席的中国当时正陷于邻国苏联的武力威胁、中美敌对、国内刚发生林彪事件的重重内外交困之中。他就抓住了这个向美国示好的机会，破天荒地邀请美国的一民间组织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通媒体的舆论平台向全世界表示欢迎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的意思。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是处在两党选举互相争斗的漩涡、与苏联争霸世界不可开交的关键时刻，正巴不得取得与苏联原来的盟友中国的帮助，于是求之不得地迅速接受了毛泽东的好意，就这样，所谓一个“小球带动大球”的外交活动开展起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飞机率团来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事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华做了几次铺垫，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总统，表达了对尼克松总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友好感激之情。接着日本的首相田中角荣也来到中国与我国建交，引起了一连串国家的建交，从而打破了中国对外关系不好的坚冰。至一九七四年，中国的当时状况是:“国富民穷”，国家看似强大，但现代化程度低，人民生活艰苦。十几年来，国家只维持在抗美援朝以来外强中干的虚架子，那时国内人们的生活水平、文化娱乐少之又少，国内猪肉七毛一斤，而且走后门都要些肥的，文化娱乐全国仅有八个样板戏，即便是这样，有时为了看个看过许多遍的样本剧电影票也要争抢，年轻人不是想看内容，而是要有个消遣娱乐的场所。市场上几乎买任何东西都要票，人们都想不到，什么肉票、布票、自行车票、粮票、油票、烟票、酒票、肥皂票等无所不用票，买个东西还要走后门，有钱还要有关系才行，如手表、缝纫机、座钟等，但那时倒人人平等，要清贫大家都清贫，谁也不比谁强。我那时买的“春雷”牌三波段收音机倒也性能不错，收个体育现场转播也能听到，天天捧着在耳边听。

    印象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是中国足球队和马里足球队的现场直播，我和小宋也听得津津有味，不过那时中国队还能和这类国家抗衡，现在倒也难说。我天天还是练跳高，拼命得跳，反复得跳，我不信跳不过倪志钦（他跳二米二九当时的世界纪录），跳不过他还跳不过赵起（我班的同学，他能跳一米七，平时牛的很，后来调到粮食给小宋开车）。经过自己的刻苦练习，我最高只能达到一米五，再也上不去了。开始还有人围观，渐渐门可罗雀，无人看了，他们称：“小黄不过如此”。此外我还练过举重练过单杆，举重杠铃是我们自己焊的东西，也就一百一十斤，只能举十几个，单杆做引体向上，经过练习能做二十个，看来我不是搞体育的这块材料，实践证明，并不比别人强。我的体育梦这样破碎了，经过四五个月，就不练了，但是，一个好的身体基础倒这样打好了。

    一九七四年的春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是在单位与大家一起过的，记得给大家操办春节晚会，有做游戏、猜字谜等，猜中即给奖品，参加的职工家属颇多，半大孩子们哄抢一堆小奖品，我是主持人之一，却也是说了算，与大家在一起也热闹高兴。在这次春节前还是想回家过，我们家人在一起倒也热闹，但是我不回去还是不大热闹，少了个主要的。只不过在春节之前我和姚巍到客运站去看了一下，他们也遵照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这是文革后期，前一阶段总是干革命国家有些经济上支持不住了，所以后来又要求下边革命即要抓，生产也要做。我们县的客运站也做出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姿态，特意张贴了一个布告，上面写：“春节期间，为支持加班的同志，大年初一客车正常运行。”，这样一来我和姚巍（他家在离县五十公里的叫结烈河的小村子，和我同路）却当真了，也安了心，一合计要是初一早晨坐客车走的话，也算回家过年了，先安安稳稳的把春节晚会办好，这也是工作，我俩大年三十忙了一晚间。

    第二天一早，我和姚巍带着拿回家的礼品买车票上车回家过年。谁知道到客运站一看，仅有我俩人，空荡荡的客运站只有两个人，司机叫李万有（客车司机）全县就几个人，和我爸爸同一个系统，都认识。他也没烤车准备发动，背着手准备回家过年的样子，他对我们熟悉，对我们也不愿意搭理。一打听得知，客运站没有准备上班的意思。过年了，客运站的领导想我们县人口少，大年初一能有客人吗？就写个布告应应景，上级也好表扬下来，想不到真还有我们两个人。我于是和他们讲大道理，自然道理在我们一方，他们也没再考虑什么经济效益，站长只好决定马上发车，驾驶员百般无奈的发动了客车直奔汤旺河而去。整个大客车仅有我和姚巍两名乘客，司机满脸不高兴，这样到了结烈河姚巍下了车，车上仅剩我一人，终于到了二所我的家。下了车我爸爸奶奶想不到我初一能回来过年，自然非常高兴。但见了司机也不好怠慢，于是千恩万谢，热情的留在家里吃了大年初一的饭，不免喝了点儿酒。以后司机开着空荡荡的客车，去向了估计也没客人的汤旺河车站。

    我在家里自然又高高兴兴过了几天，和弟弟妹妹玩玩鞭炮，做做冰灯也感到有趣。我爸爸又给我交代了一个艰巨的任务，他开始饲养蜜蜂了，领我看了看他养的蜂群，有两三箱的样子，冬天就放在屋里以免冻死，夏天可以采蜜了就把蜜蜂放出去。待要收获时，就要把蜂巢里的蜂蜜拿出来，怎么拿，就需要一个小机器设备起作用，他就让我做一个叫“搅蜜机”的东西。我一听搅蜜机这个东西很神秘，这么高级的机器让我来做，好像复杂的很，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满口答应下来，有这个大儿子在你就放心吧，儿子大了，可以为爸爸分担解忧了，什么时候要，尽管说。爸爸说三个月就行，过完年就是春天，就要开始出蜂蜜了，当然是越快越好。于是我带着我爸爸的嘱托回到了单位，开始考虑“搅蜜机”这个机器了。其实“搅蜜机”就是个小桶，能放进蜂巢就行，再安装个可以旋转的装置，让蜂巢飞快地转动，以达到利用离心力把蜂蜜甩出来的原理，桶底再开个小孔使蜂蜜流出来。原理明白了，动手做吧，原理简单，做起来复杂，需要把各种零件组装在一起。我考虑的太复杂了，实际上只需小桶，里面有放蜂巢的框架、再放两个很小的轴承，将一个中轴连拐把的零件组装在一起便可。我想最后要在侧面搅动，是画蛇添足，这样要多需两个很小的伞形齿轮和一个横向拐把，复杂吧，这还需要电焊机焊接后来组装。实际上在工作中我学会了用电焊机这活儿，焊得也不错，眼睛还曾被电火花刺的痛了几天，两只眼睛红红的，就像得了“红眼病”似的。那时有些东西可以自己做，但要有这个条件，比如在工厂、车间什么的，要有车床、会钳工活儿。比如一次有个工人自行车的车把断了（车把还能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要用电焊焊上，需要的水平较高，他请了我给他帮忙焊接，我自充内行，使用很小的电流强度，用电焊把断的部分焊接上了。然后自信的说：“好了，拿去使吧！”，随手一扔，焊接的部分却又摔断了，此事被同学们嘲笑了许久，笑称我是：“拿去使吧”的电焊内行。这台搅蜜机用了我的一番脑子，尤其两小的伞形齿轮太难找，几乎发动了我所有的朋友，好不容易做成了，捎回了家里，实际上它可以由直接用摇把甩干，我多余的改为由侧面摇把将蜂蜜甩出，中间又加了两个伞型齿轮，我想我爸爸拿到后一定会对人说，我这儿子真能，这么个“高级”的机器也能做。

    开手扶拖拉机时间长了也无聊，渐渐的就感到兴趣索然了，天天在县里大街上扑通扑通的来回跑，工厂里也没什么常用的东西，只是也不得闲，今天盖房子需要拉沙子，跑十几天，明天有的职工家里需“柈子”或煤要拉，有时还给好朋友拉个私活儿什么的，都需要这台手扶拖拉机，这倒也能交到人，但我不需要这些。冬天拉沙子时间长一些，在江边，从苏联西伯利亚刮来的北风一阵一阵的，真冷，开手扶拖拉机需要劳保，县里其他单位的驾驶员劳保都不错，我也要求单位发好的，于是单位也为我买了好的劳保。皮大衣不用说，还有皮裤子、皮手套，仅皮帽子就化了三十八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我开始时一个月的工资仅四十二元（包括加班费），是坦克帽外皮，内是狐狸皮的，皮裤是皮毛在里面，狗皮的，这劳保的东西买的确实好，开手扶拖拉机受罪就受些罪吧。那时在黑龙江江边装沙子，北风刺骨，白雪茫茫一片，和我同学冻得实在受不了，就在黑龙江江边的沙滩上支起篝火，望着十冬腊月的北国严冬，面对着邻国苏联江边那依稀可见的村落，过着如同满洲义勇军“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般的艰苦生活。工作之余还和张长江在烤火时我俩照了张照片，四十多年来，这张照片还在我处，也很怀念那种艰苦的生活。开手扶拖拉机要说也是个技术活儿，刚开始干时我能钻研技术，能把各种零件背个滚瓜烂熟，后来能把手工拆卸的机器再用双手一件一件的组装好，什么气缸、活塞，高压油管、喷油器、变速齿轮、空气滤清器等等各种零件无一不烂熟在心，在县里组织考驾驶执照时，全县手扶拖拉机驾驶员的理论考试我考上了第一名。这个驾驶执照如今若还在，现在用的驾驶执照仅增型即可，不用考交通知识，少了许多麻烦。我有时常常为了买零件独自要去县农技站，有些机车常用的必备件，如柴油滤清器芯、空气滤清器芯等，要买下放着经常备用。这些事情也能锻炼我独立办事的能力，一次要对发动机大检修，一般要请外单位的老师傅，我也没请，想着：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就要干好一行，自己就干了起来，气缸、活塞、喷油器一起换，一个人也能做下来。

    业余爱好又有了新的内容，我又爱上了摄影。天天看孙洪更拿个相机到处照，有一些照片也吸引人，他的相机是自己的。我、他和小宋在一个宿舍住，姚巍在相邻的另一间屋住，这时宿舍已经改小了，三四个人一屋，不光是照相，而且他冲洗胶卷、印像还可放大照片，全套自己可以做，他又能拍摄，又能冲洗，还能自己印象、放大，自己操作时用毯子、被子把能透亮的部分堵的严严实实，不让一丝光线照入，有时我俩也动手帮忙操作，天天住在一室，耳濡目染，也就会了，但自己没有相机，是个遗憾，于是，下决心一定要买一台。我有时拿到孙洪更的照相机就到粉车间、油车间也到处照相，一次照一个胶卷、回来就冲、印、放大，有时送到县里还能刊登，慢慢的我们这个摄影小组在我们县还有了小名气。一次我和小宋在县外东边二十余里，黑龙江江边的一处与大家修江坝现场时，挖土时挖到了较深的地方，突然小宋一铁锨下去竟然挖到一个泥陶瓷瓶，直径约有二十来公分。我们也没在乎，继续挑土筑坝。回来后过了几天想到此事，给孙洪更说了，他倒着急起来，连连说，可能是古董、文物什么的，可记住在哪儿，星期天我们就去看看。过了几天，恰逢周日，我俩各骑一辆自行车，汪小波一听也要去，汪小波是上海知青，大我三岁，舞蹈跳得好，乒乓球打得也好，而且会弹琵琶，我跟她学过几天，长的一张娃娃脸，当粮食化验员，是团总支副书记，我们几乎是一个小圈子。有孙洪更、我、汪小波、姚巍、宋成立。这些人是积极向上、而且也是人缘不错的人。那天也是孙洪更用自行车带着汪小波，我带着小宋就上路了，骑了几个小时果然到了那取土的地方，那个陶瓷罐还在原位被土镶嵌着还没人动过。于是我们如获至宝的将它取出后，又翻来覆去的照相，照了几张，拿回来交给了县文化馆的人，却再也没了音讯。上海人有个习惯用语，骑自行车后座带人不叫带人，不称带带我，而是被带的人称“骑骑我”，有次汪小波让我用自行车带带她，她就在后面跑着高声喊：“小黄，骑骑我，小黄，骑骑我”，大家不免大笑不已。

    这年春天，上年收的苞米因太潮湿，水分太大不易保管，天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由人力把粮食摊开来晒，因此粮食系统党组织号召大家早晨起来义务劳动。这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一连几个月天天如此，由粮食科副科长王海庭、粮库主任赵文泰带领，干活儿也累，但天天早晨能如此义务经常坚持下来确实不易。每天几乎还未亮，场院上也来了很多人，大家齐喊着号子把粮食摊开，因科长领头，开始人来的也踊跃，有百十号人，我们几个年轻人天天都去。我还写了一首小诗来凑趣儿，在我办的黑板报上还登出来了，前四句是这样：“东方红日还未出，凉晒场上人似海，劳动号子震天响，叱咤风云好气派”！怎么样，有点文革的遗风吧。这样几个月下来，也真能考验人的意志、毅力。我天天早晨用自行车带着汪小波跑到六七里路外的西粮库（在我们县的西头），去参加这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她们的追随者参加的义务劳动，可惜，这种盛况现在可能永远也看不到了。

    夏天，县武装部要求粮食系统成立一个武装基干民兵排，当时因为在边疆，江对面就是苏联，所以要全部配发最新的武器。粮食系统年轻人多，大家积极报名很踊跃，领导当然要一个一个的审查，当审查到我时，犹豫了，因为我家庭成分是富农，当然是大大的不好了，但我表现很突出，又是共青团员，又有希望成为团支部委员，最后勉强通过了，后来我听担任连长的赵济全吹牛说的。他说，全靠他坚持着领导才同意我参加武装基干民兵，后来的确发枪了，是六二式的全自动步枪。那时值班分队的青年人流传一个上海笑话，上海市的造反派头头陈阿大在民兵发枪大会上的讲话，说：“我们大家要发枪了（下面响起大家一片热烈的掌声），一人一杆枪（又是一片掌声，大家兴奋不已）是不可能的，两人一杆枪（下面又是一片掌声，大家想两人一杆也行）也是不可能的，三人一杆是可以的（掌声稀稀拉拉想一想也凑合）但，是木头的”，大家喜欢这个笑话，因为上海人太多了，国家毕竟枪支少。我们也理解。这次发的有一个班是新式的，清一色六二式全自动步枪，连边防战士都没有发放，大家非常高兴，天天训练也有精神。我们基干民兵还进行了实弹射击，我第一次打中了四十二环，成绩中上游，也行，开始这些武器由一个拉丝房（粉车间磨面用碾子的房子，用一段时间要把上边的细棱用车床车一下，车一个需要一天）的转业兵师傅当军械员来保管，后来过了一年多他调走，挑了许久挑中了我来做这工作（是兼职），征得我同意后把钥匙交给了我，这下可好，三十支步枪和枪弹及一门六零口径的迫击炮、还有好多手榴弹就这样让我这个富农子弟来保管，当上了军械员，仓库就在粮食科科长办公室，我出入也倒是很方便。

    但有一次，我和孙洪更、小宋的一个活动，差点儿坏了大事，挨了科长一顿狠批。一次我们三人闲着无聊，总想找点儿刺激性的事儿来做，于是我提出，咱们可以去野外实弹打靶，反正我有子弹，此事一拍即合，他俩表示同意。于是，一个周日没事儿干，我们三人就悄悄的背着一杆冲锋枪，怀里揣了几十发子弹和拿着靶纸，从大门骑上自行车出去了，到哪去？去了我们县南山野外，恰值冬天，北国的冬季真是一片茫茫雪海，野外到处是白山黑水，老远也没有人，人嘴鼻向外吐出的哈气，像烟筒一样在空气里形成一片白雾。我们在百米开外竖好靶纸，每人打了十几枪，也没管几环，成绩也不错，反正过足了射击的瘾。还带了相机，给每人各种姿势照了几张相。有意思的是，回来后就立即冲洗，我把小宋背枪在山上走的照片往影集上贴时的影象也照上了，这张照片现在还在影集里，四十多年过去了，真是怀念啊。等我们风尘仆仆的回来，路过大门口时，也没注意隐蔽，大摇大摆的三人背着冲锋枪、骑自行车从大门而入，不想被一同学叫梁德英的发现了。这小子个子高高大大、人虎了吧唧。他有一次随意打电话给县公安局，说这里粮食系统有情况快来抓人，结果公安局连忙来了人，忙活一阵结果查无实据，他把公安局的公安倒骗了一下。这公安局的公安为教训他，把他抓去看守所蹲了半个月的拘留才出来，多年后他与同学王淑珍结了婚，他与小宋关系很好，不幸四十多岁因病去世。他的嘴也快，不知怎么的科长王海庭就知道了，这王海庭科长天天板着脸，满脸不愉快，一副严肃的样子，大家都戏称他的形象是“满脸阶级斗争”。他知道后就把孙洪更（因为孙是他的秘书）和我叫去很训了一顿，说：“你们有没有王法了，白天就荷枪实弹随便出去，都是民兵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了吗，幸亏你们平时表现好，要不给个处分”。实际上这王海庭科长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平时看他满脸阶级斗争，该放你一马放你一马，要不就是给个处分也算是最轻的了。

    我们县县里对全体基干民兵训练了一次，可以说是各单位民兵的大比武，就是粮食系统出一个排，全副武装，去南山（我们县的南侧）方向长途拉练，拉练的过程很辛苦，要跑到红旗林场，再跑回来，约二十公里，我和姚志义在前面领跑，最后的一段路我咬着牙跑，姚志义实在跑不动了他累的上气不接下气的蹲在地上直喘。然后我们进行了实弹射击、投手榴弹等比赛，共进行了三天，投手榴弹我是四十四米，射击是四十五环，其间，我还带了五个咸鸭蛋，训练休息间隙和杨吉杰等人喝了些酒。

    一九七四年十月份，我们县举行了一届全县运动会，是在现在县委的原址举办的，我们粮食系统代表队二十几人，迈着整齐的步伐，我的个子高在前排左侧，（我存有照片），每人一套运动服，上边印着“嘉粮革体”四个大字，明显醒目。大家一看我们运动服上的字不禁哄然大笑，大家也弄不懂什么意思，有个人琢磨了一会儿，然后说，人家粮食系统就是有钱，就印些看不懂的东西。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单位的一个人去外地出差，领导给他写信，说稍带着买了运动服后直接印上字，这印的字要简单明了，就印：“嘉粮草体”，意思嘉粮表示县里的粮食系统，草体是用草书写。读信的人再三看不明白“嘉粮草体”这四个字的形状，看着与嘉粮革体相近只好印了成了“嘉粮革体”，实际是写信人的意思是印“嘉粮”二字，是把嘉粮印成草体。后来有人就牵强附会，勉强认为是“我们县革命委员会体育协会”的缩写做罢。我穿着此运动服打了五六年球，我们队穿着此运动服一参加县里比赛，大家管我们称为“嘉粮革体”的人来了，一次和我们县木器社的篮球队打球，对方穿着印有“龙江木器”的队服，我们队则是“嘉粮革体”，谁也搞不懂是啥意思，只说是“嘉粮革体”对“龙江木器”，如此而已。我在运动会上参加了个人项目跳高，虽只跳了一米五，也得了个第五名，杨吉杰参加了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是竞走的五千米竞走，只有五个人参加，最后累的口吐白沫得了个第二。最有趣儿的是女子五十米跨栏比赛，我们同学王淑珍矮矮胖胖，竟让她参加了女子五十米跨栏比赛，她死活不愿意，因为她一个栏也跨不过，只是跑的快，我们的篮球队中锋、粉车间的王忠实是王淑珍的师傅，他再三劝导她不要害怕，只要往前跑，碰一个栏就先踢倒这个栏再跑，果真王淑珍是如法炮制，等到所有的栏都踢倒后，她冲向了终点，顺利的获得第一名，你看，当时我们县的体育水平就是这样。

    我们篮球队在县里已经小有名气，有我、董桦等五人是绝对主力，有个什么名气呢？就是“遇弱不强，遇强不弱”。七四年我队与进入决赛的前十二个队参加我们县联赛，倒输给了后五名，赢了前五名。以后每年春夏县里都组织联赛，我的投篮不好，全场投中的很少，只有一次和农机大修厂球队打时，手也顺，下半场竟然连投中六球。于是他们全队紧张起来，说，小黄投的太多了，这样打下去要输球的，后来派专人防住我，这大概是我篮球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候。

    我姨奶的邻居王华盛也是农机大修厂的绝对主力队员，说起他，又有一段故事。我们是邻居，他住在前屋，我姨奶住在后屋，的确都住的很狭窄。于是他就动起了歪心眼，想把我姨奶和我挤走，这样他好住个宽敞的房子。一次，他竟然跑到公安局报告说在共用的厨房里无意中放了二百元钱不见了，在厨房里平时只有我姨奶在，只能怀疑她，由于他在我们县的名气不小，他的身高在县里的篮球队是最高的。公安局马上就立了案，找到我姨奶再三询问，我姨奶不是那种人，坚决不承认。公安局也无法，看来只能按“疑罪从无”的说法，那个年代，有谁还能在厨房随便放二百元钱？那不是傻瓜吗，后来公安局倒把王华盛给办了，农机大修厂给了他严重警告的处罚，也弄他灰头土脸的，我姨奶也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只要有他家的人在厨房，就骂个不停，这种状况保持了一年多。

    郝淑珍也已经高中毕业，这时被下乡到一个叫“王家店”小村的地方。“王家店”在稻田村西北约四十公里处，是一个生产队，那届学生在她的同学里有张爱茹、曹大伟（现在是一个城市的副市长）等人，全都在“王家店”下乡。她倒也清闲，因年龄小，比我还小一岁，就被安排与一姓王的老头为小食堂做饭，这活儿她会干，还能吃不少做好的鱼。因为靠近黑龙江，在江边能捕到不少鱼，离一个叫“鳇鱼卧子”的村子很近，顾名思义，捕到鳇鱼很容易。偶尔她也到我们县来办事，她在的那里离我们县有六十公里。一次她到县里来办什么事，我姨奶家在县里这住着也方便。我姨奶也有与郝淑珍说不完的话，她愿意在那里住。有一次我还尽地主之谊，为她跑到南山脚下的一座小桥上照相，我还给她拿了一本“阿尔巴尼亚”画报做道具，在桥头摆了各种姿势照了几张，现在还有。

    年末，厂里的团支部改选团支部委员，我就接着被选为文体委员，从此，在厂里团支部的开会时也有了发言权，杨吉杰则被选为团支部副书记，赵济全还是书记。以后，我对自己平时存在木讷、不愿说话的缺点，下定决心要改正，在每次开会时力争第一个发言，开始时憋的几乎满头大汗、口齿不清、说话哆哆嗦嗦，那时开会也多，几乎每晚都有，久而久之，到以后也会发言了。其实，说话也有个窍门，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要讲话就必须有准备，打好腹稿，准备几套方案，讲话就能有条不紊了。有的人水平不高，虽没准备，但讲话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下笔龙飞凤舞，写的字很受看，这是天生的，比如请我写“检讨书”的那位杨行国同学，他的文化水平难以恭维，但写钢笔字真是笔上生花，龙飞凤舞。又如有个女同学，粮食系统属她入党最早，年轻时也是说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这人后来也表现很平庸。我的钢笔字也很差，那时简直是不堪入目，天天也练钢笔字。为了练好字，有一阶段天天写几页字，后来给一个大我十来岁的临时工看。他一页一页的仔细看完，说，你这样练可不行，写多了没用。那时还没有钢笔字帖，但写得的确不行，没有章法总是不行。后来在大学临了“庞中华”的“快写钢笔字”钢笔字帖后，才一点点纠正过来。小宋能发现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感到比过去提高了许多，过去我的字如同你奶奶的钢笔字一样，是一笔一划的方块字，像小学生的字，我是照着“快写钢笔字”的字帖练的，字帖能让合理安排笔顺，使字体看上去合理、流畅、受看，也要会这么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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