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是，那一年，在我们县里社会上兴起一种不好的风气，尤其是在二所这样的地方。其现象是运往县里的商品经常缺失，追问其驾驶员，回答说装车的时候就这样。如一箱或一筐商品少了一些或剩了半箱（筐）。一箱糖块是这样，一车蔬菜是这样，一箱火柴甚至一箱啤酒也是这样。文革后期比较乱，责任不清，这样一级一级的追查，经过了很长时间，上边慢慢的终于察觉出一些蛛丝马迹，找出了点儿原因。

    比如在二所，交通局的货车驾驶员家属都在那儿住，全县各个单位的物资包括百货公司的商品都由他们运输。那年月，货车驾驶员可是个宝贝，全县就有数的十几个，其家属在“备战”时都被非常照顾地安排到二所居住，驾驶员们过往二所时都回家看看，经常开着满载货物的货车在家门口停下。而驾驶员不在，就回家和亲友相会去了，常常天黑的时候是这样。开始时人们从车上拿盒火柴、抽一把菜，慢慢逐渐的拿些贵重东西，后来几乎哄抢车上的东西。连油罐车停车时也往外抽油，甚至家家拿个脸盆、桶排队等着接油，真是太猖獗了，这是明目张胆地偷啊！

    一次我和我爸爸的同事一起乘货车，是我在明德学校的小学同学王家坠的姐夫（他姐姐虽黑，但长的也不难看）叫于德河，说是乘车实际上是人和满载货物的货车在一起，拉了一车成箱的啤酒，我俩只能躺在啤酒箱上，他倒不闲着，拿起啤酒一瓶一瓶的喝，然后把瓶子扔到道边的茅草里，连着喝了五六瓶，汽车到目的地时这个于德河醉的连车下不去了，差点儿闹出了笑话。还有一次我在家里，天比较晚了，约晚间十点左右，也是这个于德河（他才三十岁左右）来找我爸爸，当着我的面说：“老黄哥，刚才从汤旺河坐李光有（家在二所住交通局的一个驾驶员，和道班工人熟悉，二十来岁）的车回来，上边拉的是面碱（那时的面碱是用来做馒头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小苏打，是呈固体状十公斤左右一坨一坨运输的），我往车下推了十几坨，在十八公里处的路边草丛里”。他的意思是和我爸爸一起捡回来分掉，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此事几乎明目张胆的发生，我爸爸还是道班的班长。还有一次我从二所坐货车到稻田，坐在一堆拉了一车糖果的纸箱子上，用手一摸我坐的箱子竟然几乎空了，糖果被大家分得差不多了。车上还有其他乘顺风车的人，这坐车的人都有份儿，大家也不分彼此，看来是共产主义社会了，下车时我也顺手掏了几把放在了书包里。在当时社会风气太坏了，这是文革的后果，开始人人都革命，都大公无私，过了几年制度就渐渐没了，无人管理了。于是便大家都自私，都开始过共产主义的生活了，这就像六十年代人们吃大食堂一样，所以不仅仅是在二所，而是人人都如此。

    大概到处都有这种情况发生，这种情况上边的领导也忍无可忍，勒令所有的驾驶员和涉足此事的人都写出交代来，二所由于司机的住家大多都在二所，二所倒成了个重灾区，人人要写出交代材料。记得我爸爸也写了一张纸，上面写到：拿大蒜二斤、柴油一瓶、蜡烛两包，如此之类等等，都是小来小去的东西，慢慢地，这类事算是平息了。

    还有一件事情现在看来非常可笑，那么巧，那年冬天一辆货车停在了二所我家大院门口，在二所的公路边有一条进二所的大道，可以停在各家各户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姑娘，我在家门口玩，过去一看，竟是我的稻田同学张桂媛，可能是坐蹭车路过二所，驾驶员要回家看看。她也下车来轻松轻松，她比我大两岁，在班级里她能歌善舞，非常活跃。经常与我后来的爱人郝淑珍表演节目，我也吹口琴给伴奏，我们不在一桌而在相邻桌。她看见了我也只是笑了笑，而我见了她显得很腼腆，很是脸红，竟然连一句话也没说。若是现在，至少说句：“来做什么呢，到家里喝点儿水暖和暖和”等话，当时怎么这样封建呢，大家虽是同学也是不易交往，男女同学就是这样隔阂。想想真是后悔，回头看看，这一生到现在仅有的一次这么巧，我们四十多年未见了，前年她还与孩子定居在大连，和我爱人的关系倒是不错，一起跳舞演出节目，亲密无比，她还从大连来个电话，和我爱人聊个没完，我也聊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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