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了在稻田村时的上“学农”课的时候。那时上课有种课是“学农”，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一种课。每个学校进驻了贫下中农代表，他们也没什么文化，可能是天天也没事做，最善长教的课就是“学农”了，我们的贫下中农代表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他也没什么文化，有时动辄给我们啦啦过去他的不平凡事迹，有时不注意就吹过了头。有一次给我们说道在日本鬼子在的时候，那时他给鬼子干活，因为他干得好，日本鬼子就夸他是身体好，良民大大的。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哄堂大笑，你给日本鬼子做事也是这么认真啊。记得第一节课教的我们是“脱坯”。你不知道吧，这活儿又脏又累，他看我们有些瞧不起他的样子，大概想用这活儿来镇一镇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事后我们知道，“脱坯”是农村中最累的活儿，俗话说：“好汉脱不了一天坯”，正好我们要盖房子，也需要“坯”。所谓“脱坯”是这样的：你知道大庆干打垒的房子吧，那个“垒”就是用这“坯”。是怎么做的呢，先和大泥，大泥是土加水和的,不能太稀，然后放上用铡刀铡成一寸长的小麦秸，要放匀，然后放到一个用长方形木板做的木框模型里，使和好的泥成长方块状，再把木框去掉，晒干就行。这样一块儿一块儿的约五十乘三十乘十五公分的“坯”就完成了，以后晒干的“坯”就用来垒墙，大庆以前“干打垒”盖房子就是这样做的，不用砖，省时间，只要有力气很快能盖一座房，一个上午下来，累得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农村的孩子小学上的晚，同一年级比我大俩三岁的常见）东倒西歪，真累！

    有一次这位“学农代表”领我们去真正的水稻田里去挖田埂，他抗着铁锨在前面走，初春的大地里跟着一大排的我们。在平整的田野上，他用铁锨东指指、西画画，铁锨在土地上划出一道道弯弯曲曲的长痕，让我们在他划的痕迹上用土垒成田埂，不一会，一块块近似水平的二三十平方的田块垒成了。待注满水后我们插上水稻秧，就呈现出绿油油一片，就是水稻田。他只是靠眼力和经验，划痕迹前要看看哪一块是平整的、水平的。有次程老师领班级去“支农”，春季，大田里播种玉米后需人去间苗，要大批的劳力。为什么呢，因为在播种时担心苗出不齐，所以每个穴多播几颗，待出苗后要把多余的拔去，省得与正常苗争夺养分，大概那时是这样做的。现在可能不同了，不需要大量的人力。

    那时学校与某个连队联系后，程老师就领班级的学生去了，这次我们去“大岗“上的六连，在稻田村西北五公里处，说是每俩人一组，只间苗一垄即可，分组了，老师安排一位叫郝淑珍的女同学和我一组，就是郝大爷的女儿。可能是她从小就与我熟悉。那时那个郝淑珍太小，好像还没发育，反正我感到又瘦又小，我不屑一顾地看她一眼，觉得自己就足能完成任务，不就是一垄吗，还能多长，带上这个瘦小的小姑娘做什么。谁知到大田我一看傻了眼，几乎要晕过去：在这块平原上，田地无休止的辽阔，这哪里是一垄啊，一条垄竟达三四里路长，几乎望不到尽头，过去在明德村家里自留地里间过苗，一条垄仅不到十米长，间苗一整天下来，累得我腰酸腿痛，直锤后腰，无数次回头看看郝淑珍是否在“拖累”我，她仍默默无声地在间苗。我这才知道，人哪，胜不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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