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别了，司徒雷登（13）

    时隔不久，在1957年3月的一次民革会议上，他又专门就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阐发了自己见解，认为这种可能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新中国的强大所产生的吸引力很大，在台湾的军政人员，自命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信徒，眼见祖国几年来的飞快发展，日益强大，他们在今昔对比之下，自然发生倾向祖国的心情。第二，目前世界总的情势是缓和与进步，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容乐观。第三是台湾内部的情况，台湾军队一天天变老，经济一天天败坏，美援也不能久持，因此人心涣散，前途无望。第四，美蒋矛盾日益尖锐，美国已发动倒蒋运动，利用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分子，主张毁党救国。他们在香港出版反蒋的小册子，提出必先倒蒋论，这对蒋介石的刺激很大。”

    1958年10月，张治中写了一篇《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的短文，号召在台湾的故旧毅然抛弃美帝，回到祖国怀抱。在这篇短文中，他充满感情地写道：“你们离开祖国九年了，人生几何，经得起几回沧桑巨变？鸟倦尚且知还，人情谁不思乡？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你们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

    1960年5月24日，周恩来请张治中致信蒋介石，“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次年6月，再次表示：“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1962年，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张治中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1963年初，周恩来加紧了争取台湾的工作，他请张治中写信给刚赴美访问的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和前途，说明反台者并非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

    为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张治中亲自主持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为使台湾回归祖国，他尽心尽力。特别是向战犯战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56年5月，他分批会见宋希濂、杜聿明、范汉杰等26名战俘战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1959年国庆节，上述战俘多数被释放，后来做了很多对台宣传工作。

    章士钊遥望南云

    1973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架来自北京的中国民航专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为了这架专机，香港方面专门封锁了整个跑道，那天的启德机场显得空空荡荡的。

    从这架飞机上，抬下一位93岁的老人。他就是著名的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他在家属及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坐轮椅被抬下飞机舷梯。

    虽然年逾九旬的章士钊对外宣称是到香港探望第三夫人，但境外媒体毫不费力地猜出这位老人此行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台湾问题。

    章士钊的养女、著名的女外交家章含之后来说：“一个80岁的人（指）派了一个93岁的人来，其实就是想明确地向外传递两岸和解沟通的意图。”

    章士钊的香港之旅出乎许多人意外，包括章含之本人。章含之详细回忆了章士钊此行的前前后后。1969年，奚夫人因肺炎去世，“父亲的生活变得很枯燥”，章家人希望将在香港的殷夫人接回来，但殷夫人不愿回大陆定居。章士钊于是提出去香港，理由是“孤独”。但考虑到老父亲年事已高，已在外交部工作的章含之和家人都持反对意见，主张继续争取殷夫人回来，去香港一事于是耽搁下来。

    “后来这个事情不知怎么被主席知道了，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很不人道，人家要团聚你们却阻挠’，我觉得行老（指章士钊）应该去，现在跟台湾的联系也应该建立起来。”章含之回忆说，“主席一发话，我们都不好再说什么了。主席后来关照总理，一定要好好准备，我们派个专机送去，造一点声势！”

    章含之问章士钊：“你还去得了吗？”

    章士钊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台湾问题）一直在我心上。”

    章士钊最终成行，章含之却忧心忡忡。她后来在一篇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到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香港五六月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住在香港闹市区一幢楼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章士钊到达香港后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反而出奇的冷静，“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章含之说，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亲急不可待”。

    一周后，章含之带女儿洪晃回北京。“我很少见他动感情，他是个极深邃的人”，但这一次告别，章士钊却显得格外柔情，“他特别舍不得妞妞（即洪晃），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要她3个月后来接爷爷”。

    回北京没多久，6月30日夜，章含之接到电话，告之章士钊得了肺炎，得到消息的周总理立即下令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但医疗队还没动身，就传来章士钊已去世的消息。

    在章士钊到达香港之前，国民党的要人张群和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已经到了。在章含之返回北京前，章士钊对她说：“你告诉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不想这竟是他留给章含之的最后遗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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