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反谍肃奸（6）

    3个月后的一天，南京市公安局接到了一封开封市军管会转来的开封市警备司令部的信函，该函称：开封市警备司令部在审查捕获的一批国民党军统特务时，得到了一个名叫朱宏毅的国民党军统局少校专员的情况，该人极可能就在南京，住在南京牵牛巷24号。

    牵牛巷24号是一个老式居民住宅院落，不大的院子里住了三四户人家，没有朱姓人家。据一位老住户回忆，大约在1948年底，这里曾经住过一个姓朱的人家，说在三山街开了个马车行，住了不久就搬走了，但去向不明。侦查人员在调阅管段户口档案时，发现住在牵牛巷32号的朱玉峰的情况与朱宏毅十分相像。朱玉峰，男，44岁，安徽当涂县人，1948年从开封迁来南京。这与开封方面反映的时间相吻合。此人以前干过马车行老板，现在市马车公会做文书。档案中还显示，其家中有一妻一妾，4个孩子，其中两个女儿在河南上学。

    这时，市局侦讯处接到六分局的报告，那辆失踪的黑漆马车又出现了。侦查员了解到，现在这辆马车的车夫杨老四原在下关龙江桥马车行赶车，这辆马车是他刚刚从三山街马车行里低价买来的。不过杨老四向公安人员说了一件蹊跷的事。那是他买车后的第五天早上，他驾车出工路过龙江桥10号早餐店时，该店的老板倪某上前拦住他的车头莫名其妙地问道：“是大哥叫你来的吧？大哥情况怎么样？”这话令杨老四一头雾水，便反问道：“你是说的哪个？”见此情景，倪老板面带恐慌地离开了。这个细节使早餐店倪老板进入了公安人员的视线。侦查员通过“蹲坑”，又发现了一个与倪老板有密切联系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经过核实，几个可疑人物的身份很快显现出来。

    早餐店老板倪希成，真名朱玉甫，朱玉峰的堂弟，解放前曾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少校成员，自从那次唐突的问话后突然失踪。与朱玉甫频频联系的年轻人名叫康英杰，24岁，西安市人，曾任国民党陆军独立第47师无线电排中尉排长、中美合作所特训班上尉译电员、军统南京站少校电讯检查组长等职。此人现住江北大厂镇，眼下在鼓楼保泰街上的市马车公会朱玉峰手下供职。原黑漆马车车夫王开芳，国民党潜特组织上尉交通员，以赶马车的车夫为掩护，为敌潜组织担当交通联络员的角色，现已潜逃。堂弟、马车公会会员、车夫，上述3人都与朱玉峰有密切联系。南京市公安局判断，朱玉峰很可能是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的负责人，但还不能确切证明他就是朱宏毅。

    1949年冬天。南京市公安局接到了一份由公安部转来的电报，电报称：“朱光，河南大学学生，坦白其父朱玉峰（又名朱宏毅），系军统少校专员。开封解放后迁往南京。蒋介石曾亲自拨给电台一部、报务员、马车及经费等，令其潜宁。解放后任职马车公会。”并随电附来国立河南大学注册科的公函和朱光检举信原件。

    这封信使朱玉峰的真实面目得到了确认，南京市公安局同时认定，“王有智”的密写信与开封警备司令部转来的信函，两案实为一案，均为朱玉峰特务组织所为。市局决定立即逮捕朱玉峰等4名潜特。但此时发现，朱玉甫、王开芳两人已经潜逃，康英杰住在江北，朱玉峰也由牵牛巷32号搬到了白下路紫金坊1号。为求一网打尽，市局决定先逮捕康英杰，通过审讯，以弄清其他潜伏特务的行踪。

    与此同时，正在河南大学读书的女儿朱光也给朱玉峰写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是一名新中国的大学生，青年团员，你的历史身份和现行活动，我都已向组织上报告了，你现在的出路只有赶快向人民政府自首，立功自赎……”

    朱玉峰立刻给女儿写回信，称：“你对家庭情况坦白不甚详尽，对我不完全了解，兹补充材料如次，望详细向学校补充……我早已参加，并做地下工作，那些伪职均为掩护……你不要隐瞒组织，要当无产阶级女战士。”他想通过女儿向组织作个“补充说明”，借此拖延时间，准备出逃。

    1950年1月的一个晚上，朱玉峰把一本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单行本交给康英杰，要他一定设法把书送到台湾。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朱玉峰用密写水写满了其特务组织的“工作计划”“工作报告”和搜集到的新政权的重要情报。但两天之后，准备赶赴广州的康英杰即在下关火车站落网。

    经过突击审讯，康英杰慑于强大的政策威力，坦白交代了他们这个特务组织是如何按照军统的指令在南京解放前潜伏下来，如何通过方叔、方季的独立电台密发情报，如何在电台被破获后写信联络保密局方面，又如何诡称马车丢失，扰乱侦察视线的。康英杰指证，朱玉峰也就是朱宏毅，原来是开封的军统少校，开封解放后逃到南京，经原保密局南京站站长杨蔚推荐，担任了军统上校组长，受命潜伏南京。

    根据康英杰交代的情况，南京市公安局立即与大连和河南公安机关协同破案，彻底摧毁朱玉峰的这一伙特务组织。数月后，朱玉峰被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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