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洞烛敌情（5）

    由于工作需要，特工干部吴明义和王月英调走了，地下党南京市委也专门成立情报工作组，卢伯明任组长，由陈修良直接领导、单线联系。

    这座小院是面朝南的三开间三进老式平房，同西边的邻居是同山共墙，东侧是一条偏僻的小巷，第三进的后面二尺多就是一堵与北边邻居相隔的围墙。二进居的中间，原来是主房。中进的西间不临街巷，前后窗下都有一个不大的花坛，这间房的位置相对偏僻安静，原来是沈世猷、丁明俊夫妇的结婚用房，它有一个方便之处，前后有两个角门，后角门直通后院，可以直接从侧巷后门进出。卢伯明就住在这间房。沈世猷和妻子、搬到后院后进居住。后进是正房两间，上面还有个阁楼。他们住到西边那间，可以和中进西间互相照应，而且那个里间还分内外两小间，他们住在内间，外小间作为联络点的同志们秘密议事之处。丁良典在小阁楼和东间各有一张床，既可以在楼上观察左邻右舍的动静，也可以在楼下随时照看后院和后大门。

    这样安排后，地下联络点实际上就使用了中进西间、后进和整个后院。中进东间则出租给一位原籍安徽的中学女教师居住。而前进呢，正好是沈世猷在外地的同族亲戚一家人，因避战乱而来到南京。

    在那种残酷的环境中进行情报工作，南京市委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每个人都要隐姓埋名，一般用化名，比如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对外就称“张太太”；平时工作中的联系、情报传递都是单线的；不该知道的情况绝对禁止知道，禁止随便打听，连当事人的妻子儿女也不例外；无论多么亲近之人、感情多深之人，见了面不能不择场合地流露感情，更不能正常迎来送往，通常用点头和会意的目光表示，大家就心照不宣，达成某种默契。

    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以防万一，丁良典对进出小院、迎来送往等这类很细微的问题，也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所有人切实遵守。他要求地下党派来的人一律从后院后门进出；要求沈世猷、丁明俊夫妇迎送地下党来往人员只到后门为止，不出后门一步；他要他姑姑丁明俊平时上街买菜，进进出出，都要怀抱婴儿，给外人以标准的家庭妇女的印象。

    丁良典还对沈世猷说：“姑夫，你可以身着戎装，大模大样地从临街正大门进出，你的那些同僚，“国防部”或者部队的军官，就一律由你迎来送往；我也可以佩戴建国法商学院的校徽从大门正常进出。”

    除了这样常规的安排，还必须有一套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如果敌情到了前后大门，地下党的同志可以从卧室的角门，通过沈氏夫妇的卧室，登上三进上面的阁楼，站到侧巷的角门听听动静；如果敌情继续发展，到后院或者三进楼下，地下党的同志就可以轻轻打开阁楼的角门，一步跨到围墙上，背阁楼后墙而立，再听听动静；如果敌情发展到屋内，或者要上阁楼搜人，他就可以从后围墙跳到后邻矮房，可连续跃过几间矮房，乘机逃离虎口。

    总之，通过他们精心的布置和安排，这个甚是平常的“国民党军官公馆”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之家”。沈世猷从国民党“国防部”获得的大量情报也源源不断地通过这里送往了上海局和解放军野战军司令部。

    1949年1月5日，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汤恩伯在常州筹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先驻防在南京孝陵卫。沈世猷原计划是去湖北执行策反国民党倪祖耀军的任务，而且“国防部”的人事部门也下发了将他调往湖北的命令。但在这时，沈世猷又接到了地下组织的命令，要他改变计划，打入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侦取跟江防有关的情报，这样对于和解放军的贡献将会更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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