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李宗仁的革新面目（1）

    1949年1月22日至2月5日

    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下野第二天，坐镇北平的傅作义发表文告，宣称从即日起开始停战，属下20万军队撤离市区，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此举颇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前一天，就在他下野的前一刻，他还召来“国防部长”徐永昌，令其携手书到北平晤见傅作义，信中称：“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央并无甚变动，希属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

    这一天，陪同蒋介石回到家乡的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悠然度过了那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宁静的一夜。上午十时，全家随伴父亲乘机离杭，于十时三十五分抵达栎社机场。回到家乡的奉化溪口，突然又体味到十分温暖的乡情，而且尽量享受了天伦的乐趣。这是父亲第三次引退的一段简单经过。

    父亲于“引退”后，对于这回革命失败的原因，曾在“日记”中作如下的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父亲对于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讨。自谓：“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同时，认为：“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并应“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陟”。

    这是失败基因的深刻检讨，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须随时随地、至诚至谨加以领略，服膺与力行。

    这边蒋氏父子想着“重整革命”，那边白崇禧则想着“划江而治”。也是1月22日这一天，白崇禧写信给李济深，声称现在李宗仁既已就位，决以最诚恳态度与进行和平谈判，就应全力求和，并努力扫除独裁祸根，至于将来国是，则应“由国人公意决择”。而在给其亲信黄启汉的指示中，白崇禧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应当争取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平谈判，务必劝说军队不要过江，将来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

    其实，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前，白崇禧正在指使黄启汉等人草拟电报，准备宣布蒋之罪状，不想李宗仁来电要白稍候勿躁，紧接着李宗仁竟成了代总统。白崇禧一时也有些莫名其妙。按照白的想法，李宗仁无论如何不应当顶这个“代”字，不仅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且蒋不过“因故不能视事”，随时都有重新行使职权的可能。而且从发表的文告看，连“引退”两个字都没有。他从汉口打电话到南京，非常激动地对李宗仁说：“全文没有‘引退’这个词，蒋既不‘引退’，你怎么上台呢？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设法补救。”李宗仁说：“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蒋走得很干脆，不会拖泥带水。”两人因看法相左而争吵起来。最后李说：“算了吧，你这一套我已经听够了，我不要听了。”说完就把电话挂断。李宗仁、白崇禧多年合作亲密无间，自此感情出现裂痕，最后竟走上了相反的道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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