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想送上门的

    也有想送上门的

    ㊣(1)228.也有想送上门的

    任国梁被分配到市安置办公室担任副主任，主管知识青年的返城安置工作。

    任国梁非常懂得培养自己的党羽势力。陆秉安意外地在被补提排级之后也转业了，而且，也荣幸地在安置办获得了一把交椅。

    任国梁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主任竟会有这么多实惠。

    “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是下乡青年户口返城，参加工作的最后一关，其难闯的程度不啻于登天。而在琴岛市把守这关门的正是任国梁。任国梁走马上任后，便有些惊异，却又十分坦然地享受到了他的岳父大人赏给他的这个美缺的实惠。然而，也正是那些实惠使他的岳父失去了自己的女儿。

    事情还得归结在他第二个妻子杜幼芳身上。

    杜幼芳是个孤儿，父母在六十年代初的天灾中没经得住考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在“停课闹革命”中好不容易混到一张高中毕业证书的杜幼芳刚刚离开校门便被卷入了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

    到了农村后，开始那一年，生产队对他们还真不错，虽然国家给的安家费都在生产队里，任由生产队的头子们吃喝花用。而生产队对他们还算是满照顾的，到了秋后分红，尽管每天只挣五个工分、每工分两分五厘的劳日㊣(2)值，一天下来只挣一角二分五厘钱，就是干全勤也不够买返销粮的，但宽宏大量的生产队还是按定量给了他们。

    然而，到了第二年开春，生产队就宣布，他们的安家费用光了，如果再不好好劳动到年底就不好办了。可是种地的活儿他们哪儿懂啊!别说没劲儿，就是有劲儿也不会使。结果，只要是纯体力活儿就轮到他们身上。

    下乡青年与本乡本土的农村青年不同，在乡青年有家有产，喂猪，养鸡，可以搞许多副业，而且，对农村的生产劳动也比较熟悉，有一定的体力和生产技术。如果说他们的生活仍比较困难的话，下乡青年就可以称之为度日为艰了。尤其，杜幼芳身体纤弱，每年的劳动所得连国家供给的商品粮都买不回来，至于穿衣、零用只好依靠她的哥哥杜春生。然而，杜春生也只那么三四十元工资，就是哥哥为了照顾自己的妹妹，宁可挨饿，嫂子却搪不了，小夫妻常为此争得面红耳赤。

    说起来，杜幼芳或许比一块儿去的伙伴儿幸运些。她在上学的时候是文体班长，讲讲话、写写什么材料不费劲儿。当时，正好赶上批孔老二，批“水浒”，便被大队抽上去当了大批判小组的组员。

    可是，灾难也就随着降临了，杜幼芳所在那个大队的书记姓郎，长得干干巴巴、又瘦又高，活脱脱㊣(3)像只大灰狼。开始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她写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凑到她旁边，假装关心，摸摸、碰碰，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编着法儿占点便宜。到后来，竟动手动脚的了。

    那时候，杜幼芳虽然年纪不大，可也懂得男女有别，她真的有些受不了了，可是，等回到知青宿舍，看见她们一块儿去的姐妹儿们一个个都累得哼哼哧哧，半宿睡也不好觉。没办法，只有咬着牙，忍着羞，瞎凑合。她也跟那个姓郎的翻过好几回脸，过了半年，他看见她不吃他那一套，就准备着把她撇下去，再换个人上来。

    刚好，正在这时候，公社里开了一次批判大会，杜幼芳在会上发言最多。说实在话，那次她讲到后来都不用再看稿子了，反正就是那些事儿，谁也没见过孔老二，也不认识宋江，说他们越不是人越好。结果，公社的书记发现了她这个人材，找大队把她调上去了。她心里暗暗高兴，总算躲开那个姓郎的了。

    没想到，那个公社书记姓施，是个红脸膛，长着一部连鬓胡须的小老头，已经有五十多岁，胡茬鬓角都白了，咋看上去还真像个和蔼可亲的老者，谁知，他更不是个老实主儿。在杜幼芳去公社报到的当天，他就留她在党委办公室里谈话，什么革命啦，入党啦，没完没了。到了中午，秘书给送来了饭。杜幼㊣(4)芳好像看见那个长得狠狠琐琐的秘书眼里闪过一丝诡谲的笑，可也没在意，她就和那个施书记在他的写字台上面对面的吃饭。

    他显得很热情，也很有礼貌，但饭吃到一半儿，她也不知道自己咋就那么困，竞俯在办公桌上睡了过去。

    杜幼芳在学校的时候，曾和学生会里的一个干部要好，她很喜欢他，两个人在花前月下悄悄度过了一些美好时光，但她下乡之后，两人便即刻断了来往。她昏昏睡着后的时间不大，忽地就好像是和他在一起，像是在他的家里，她当然不知道他们家是什么样，只知道是在一个陌生的房子里。

    他和她只说了几句什么，就抱了她到床上，脱她的衣服，她先是不让，后来也就不动了，一切任由他摆弄。那一阵儿好痛，事后，她委屈得哭了。他抱着她连哄带劝，接着又来了一次。

    等他瘫了似地躺在那儿不动，她羞得连穿衣服都忘了，还是他给她穿上衣服，扶她坐在椅子上。但他竞即刻要走，她叫着他的名字，猛地惊醒了!发现自己竟然仍伏在公社书记的办公桌上!直到这时，她知道自己刚才是做了个甜蜜的梦，正在惊异梦中的情景怎那么真切，忽地发觉自己的下身嘶嘶啦啦地疼。

    她迟疑了一下，到厕所去脱下裤子一看，登时惊得魂飞天外，腿根上，内㊣(5)裤上都有血，还有那种粘糊糊的东西。她知道自己是被那个人面兽心的施书记强j又羞又气，不由火冒三丈，真想即刻找他去拼命。

    但当她穿上了裤子的时候，她又清醒了，他有权有势，自己斗不过他的，就是到法院告他，他不承认怎么办?就是承认了，事儿发生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倒打一耙，说自己拉拢他下水，怎么办?谁会给自己作主?

    她在厕所里面就打定了主意，即刻回到她们那个知青点儿，取了行李，和谁也没打招呼就回家来了。没有户口，工作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又没办法和兄、嫂说，只好编了几句假话搪塞。

    妹妹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当哥的没有不高兴的，哪怕是生活困难点儿，心里也舒坦。但她也不能总这么在家里呆下去呀。事儿是明摆着的，她若是再回乡下去，准摆脱不了让他们一次次地糟蹋，与其担着“接受再教育”的名儿，给他们当玩物，还不如好好利用一下自己的身体。

    就在那些天，她和邻居一个要好的姐妹儿说，求她们给放出风去：“谁要是把我的户口办回来，安排个工作，哪怕就是给他做小老婆也行。”然而，在中国是绝不允许公民娶小老婆的，因此，也就绝对没有人能帮她把户口弄回来。

    还是她的哥哥托人，靠脸，在一个街道办事处的㊣(6)小修建队里给她找了份临时工作，虽然搬砖，和泥，整天累得不可开交，总算每月有三十几元收入，与在农村每年欠帐相比已不啻天上人间了。

    一天下午，杜幼芳请了半天假，帮助她哥哥把刚生过孩子的嫂子从医院接回来。第二天开工后，发现每天和她在一起很要好的李莉没来上班。问到别人时，才知道李莉靠了她父亲的关系把户口调回来了，已经按排了工作。杜幼芳不待对方说完，已经惊呆了：“据李莉自己说，她是去年年底刚下的乡，怎这么快就调回来了，肯定有后门。这几个月他们混的不错，我何不找找她，让她也帮帮忙。”

    李莉很热情地接待了杜幼芳，但听到她所要求办的事时，却只能苦笑，爱莫能助。或许是杜幼芳的命运不错，正当她准备告辞时，李莉在食品公司工作的父亲下班回来了。听说杜幼芳是个孤儿，和兄嫂在一起生活，深表同情。

    他迟疑了一会儿，便在一张便笺上写了几行字，迟疑着说：“其实，我和这位知青办任主任也没什么太深的交情，现在肉食供应比较紧张，为了小莉，这半年多来，我主动地给任主任往家里送了几趟肉。呵呵，没想到，小莉的事儿竟迎刃而解了。办过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也算有点儿交情了，你拿了这张条子去找找他，或许能管点事。”

    杜幼芳接过那张便笺，如手捧圣旨，连连鞠躬道谢。可是，她一连请假往劳动局的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跑了五趟，竞没能见到那位任主任，不是开会，就是下基层了。当然，那样的纸条子是不能交由别人代转的。还是一位刚刚调来安置办工作的小青年为她指点了迷津：“我们这位任主任忙得很，我到这儿已经快一个月了也只是见到他几次。你若真有急事，也只能晚上到他家里找他，否则别想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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