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存亡一瞬间——年羹尧速亡之谜（4）

    但也有学者认为雍正初年对年羹尧的宠爱，并非是雍正帝为他灌“汤”，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弼的奖励。雍正帝继位之时，年羹尧尚在四川平乱，并未参与所谓的帝位之争，所以不可能知情，因此他们也不同意年羹尧是死于雍正灭口一说。

    《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的作者则认为年羹尧是因恃功自傲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羹尧）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无人臣礼。”而《清代轶闻》的作者则说“年挟拥戴功，骄益盛”，再加上年羹尧平时残暴对待部下，任人唯亲，乱劾贤吏，长期以来大家虽然愤怒但碍于雍正对他的宠信而只能怒不敢言，他的自恃才高最终不能为雍正帝所容，故被杀。

    年羹尧的所作所为的确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猜疑。他本来就职高权重，在平定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年羹尧自我膨胀到了极点，他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引得群臣侧目和皇帝不满与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雍正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当时传说雍正的众多决策都是经年羹尧同意之后的行为，这个自尊心极强的皇帝又怎愿落得个受人支配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

    年羹尧的确是个太过招摇的人，在辅佐雍正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完全明了帝王的心理，他的很多行为都直接触怒了君王，因此有人说年羹尧的死根本就是自取灭亡。他的几点行为是雍正绝对受不了的。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他不但没以礼相待，反而把他们留在身边当做“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更甚的是，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在平定了青海之乱后，年羹尧在雍正面前的行为举止失仪达到了顶峰，雍正与他说话，他竟“无人臣礼”，雍正毕竟已经当上了帝王不再是那个雍亲王，他的这一行为会让雍正多么不快可想而知。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亲信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次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而雍正在身为皇子的时候就十分讨厌阿哥们勾结党羽，年羹尧的这一行为无疑是撞到了雍正的枪口上，在皇帝眼中看来凡是结党营私的人多有夺权反叛之心，雍正又怎会不除之而后快呢？

    第三，聚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又怎会轻易放过他呢？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年羹尧成败之速，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也就使得人们对他的死因存在种种猜测，到现在仍是真假难辨，因此后世的史学家们才将年羹尧之死列为了“雍正八案”之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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