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现代都市生活的叛逆者

    ——南?戈尔丁

    “实际上，我的照片所展现的，是我曾经失落了多少。”

    美国女摄影家南?戈尔丁（nan goldin，1953—）走上摄影之路的契机是她姐姐的自杀。

    戈尔丁出生于波士顿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在11岁时经历了姐姐卧轨自杀的事件。幼小的心灵无法承受这个巨大打击，终致精神崩溃并导致她在1972年的离家出走。

    在波士顿，年轻的戈尔丁与一群自觉生活于社会边缘、对嬉皮文化持同感的年轻人过上了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这些年轻人将传统的中产阶级生活规范弃之如敝履，率性而为，为当下而生，及时行乐。他们摆脱了责任，沉溺于酒精、毒品、，徘徊在性的快乐与自我实现之间。在与这个背叛了既成社会价值观念的群体一同生活的同时，戈尔丁亲眼目睹了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如何以都市为背景展开、他们如何在都市中被异化、他们的行为如何与胶着在一起，他们又如何在这种生活中与死亡无限接近。于是，她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将这个生活圈子中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以一种高密度的影像记录方式拍摄下来。

    戈尔丁最初曾经天真地认为：“如果我大量拍摄他们，我就不会失去他们。”她之所以这么做的最初动因则是她为没有留下她姐姐更多的照片而后悔，于是想到向摄影求助。而当她面临她的朋友们因艾滋病纷纷死去的情况时，对她，摄影就真的成为了记忆的救命稻草。她用摄影与逼近他们的绝望和死亡展开一场竞赛。她的摄影实际上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与死亡的竞赛。她希冀以摄影的方式来记忆她的朋友，那些痛苦地剪断了自己生命的风筝之线的、任生命凋谢的朋友们。而她自己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陷在这种生活中不能自拔，吸毒、性开放以至最后不得不进入戒毒所进行长期治疗。然而，在她疯狂地与死神展开影像赛跑时，她其实陷入了拍摄得越多就失落得越多这么一种悖论式的境地。她最后终于大悟道：“实际上，我的照片所展现的，是我曾经失落了多少。”

    就拍摄方式而言，戈尔丁断然依靠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觉反应来按动快门。她的影像完全排斥理性思考，任由感情的波涛来左右镜头的进退、伸缩。戈尔丁照片中的生活场所基本上是他们这些人的私人生活空间，如厨房、厕所、浴室、卧室等，而她记录的他们的生活状况则都是些平常琐碎的日常生活场面，如洗澡、、打架、发呆、郊游等。她的照片既不奉承也无隐瞒，非常直率、琐碎而且朴实，开放、鲜活，形象地提示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青年在都市这个之海中对都市失望、却又无法摆脱都市、无奈地在都市中挣扎沉浮的生活图景。她的这些照片将摄影的视线深入到了都市的内部空间，使得都市生活的内容获得了更深入的表现。

    传统的纪实摄影意在代表一种公认的价值观念，因而强调其拍摄姿态的客观性就成为必要。因为客观的即是普遍的这一推论鼓励人们无保留地接受通过照片传达的价值观念。在传统的纪实摄影家手中，纪实摄影基本上具有一种社会公器的性质，具“教化”功能。摄影家本人也常常以被记录对象的代言人自居，有一种自己是基本价值观念的代言人的自负。他的判断基准是放在了“公”的社会普遍价值上，而这一普遍价值是否有意无意地通过其展示的影像抹杀了另一些人的存在理由则是明显的。而进入1950年代，被视为“垮掉的一代”一员的罗伯特?弗兰克就以他的纪实摄影实践展开了对纪实摄影的真实性的质疑。以弗兰克为标志，西方纪实摄影实践开始从“公”之枷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具有一种个人内心经验表达的性格。当然，弗兰克的反叛更多的是体现在艺术形式上，明目张胆地挑战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念似乎不是他的主要目的。而戈尔丁则公然代表被主流价值观所蔑视、忽视、否定的一群人，她的发自内部的、不避感情倾向的、主观的、充满个人色彩的影像提示的是对某种被否定的价值的个人评价。这同时也体现了当代纪实摄影从“我替你说”到“我替我自己说”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丁的纪实摄影提示了当代纪实摄影的主观性抬头的这样一种变化。

    通过将自己与友人交织在一起的自传体式的“视觉日记”，戈尔丁编写了一部1980年代的西方青年内心感情的编年史。最终，这些照片决定性地成为了检验她自己与友人们在这个打破了一般家庭原则的“扩大家庭”中相互间的心理纠葛、感情依靠与谋求自立之间的矛盾心态的视觉文本。

    戈尔丁的摄影记录是一种来自当事者圈子内部的记录，传达了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族群的声音，并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而这种取消自己与被摄体的区别的摄影手法，使纪实摄影在她手中成为探索自我与精神治疗的手段，而不只是纪录事实的手段。而她将以前被有意无意地排斥于摄影家（因而也是观众）视野之外的“异端”题材纳入自己的取景框，则至少促进了对纪实摄影功能的柔性思考。

    在1992年的一次访谈中，戈尔丁说到了自己的拍摄目的。她说：“拍摄这些照片的第一个理由是告诉人们我自己的生活。这出自我想告诉人们我现在的、过去的生活方式的。而且，通过发表作品、将此公开的方式，自己从中获得了更大的力量也是事实。第二个理由是，像电视提供的图像、好莱坞电影这样的大众文化所描写的现实生活，看上去好像是人们的现实生活，但实际上都是与实际生活经验完全不同的东西。倒不如说，结果使人们抱有错误的期待。音乐也一样，歌词非常感伤浪漫，让人觉得那真像是许多人的现实生活，但其实那是只是幻想、神话。但是将此作为现实深信不疑的话，生活不顺利的时候所感到的挫折感就会更大。在各人的现实生活中，包括性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要素作为实际体验是怎么回事是很明白的事。我认为打破大众文化强加于人的幻想神话是很重要的。”

    她的这番话表明，戈尔丁非但不想参与提供错觉的游戏，她更想提示一种使人意识到错觉存在、打破幻觉的图像。传统的纪实摄影由于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遵守与跟从而忽略甚至有意遮蔽了许多题材与许多人的不同于主流价值方式的生活，从而使得人们对现实生活产生错觉。戈尔丁尝试的是以自己之手记录自己的生活，展示自己的生活态度，表示某个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理解，充分揭示生活的多样性，并以这样的方式夺回了对自己生活的解释权。

    戈尔丁公然抛弃了被西方传统纪实奉为圭臬的与对象保持距离的客观性原则，积极介入对象、展开了一种主观性强烈、充满私密性的记录活动。她努力要用自己的影像提示一种只属于她个人的现实，尽管那或许是极少数人的、因而也是一种容易被忽视的现实。她藉这种“私”的影像带动对现实的思考，展示出一种多元价值观的影像思考，同时扩展了纪实摄影的定义。戈尔丁的“私人”纪实摄影提醒我们，要从她的照片中找出可以分享同一种价值观念的基础已经不太可能。但是，这同时意味着一种理解、容忍与宽容的可能性的获得。

    一般说来，传统的纪实摄影作品常常选择在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上发表，而戈尔丁的照片在最初公开时却并不采取这些常规形态。她以9台幻灯投影机将约700多张反转片配以音乐放映，为时长达50分钟，让观众在与她共享一种气氛的同时了解她所看到与经历的生活。1986年，美国著名的光圈出版社对她的这些照片加以精选，把其中六分之一的片子予以编辑出版，这本摄影集取名为《性依赖的叙事曲》，她也因此一举成名。她的这种糅合了自传、肖像、快照等多种形式的视觉表现方式，直观地展现了1980年代美国艺术界的开放与宽容。1993年，她的第二本摄影集《另一边》出版。她在这本摄影集中，以自己包容力强、注重细节刻画的影像语言描写了一群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的生活，企图通过自己的影像修正社会定见。1996年，惠特尼美国美术馆为她举行了一个名为《我是你的镜子》的大型展览，对她20年摄影生涯进行了回顾。1998年第三期《美国摄影》将她评为“100位最重要摄影人物”的第三位。这一切证明她的“异端”影像已经为美国摄影界接受。2001年10月到12月，法国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也为她举办大型回顾展览，这表示欧洲主流艺术界也已经接受了她这个“另类”。现在，她要挑战的社会接受了她，这是她的成功，但这是否也意味着她的艺术已经面临了一个新的局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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