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第二十二（2）

    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曾做过战地记者。有一次，他因追赶队伍，途径皖南小镇住宿，一房之中两床，其中一床上睡着母女两人，到了半夜，母亲让16岁的女儿睡到曹聚仁的床上来，“成其好事”。曹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猩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呢！”

    1948年初，“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被暗杀后，魏建功、李霁野、李何林先后辞职返回大陆。台静农留了下来，他说：“实在是因为家眷太多，北方天气冷，先是一人一件过多的棉衣就开销不起，台湾天气暖和，这一项开销就省下来了。”

    建国后，马连良夫妇从香港回到北京，离港之前，曾请星相家算命卜卦。这个有名的星相家，就是住堡垒街的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树珊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后来果然。

    邵洵美在1958年继续肃反时被捕入狱，这位盛宣怀的女婿，在狱中受尽煎熬，他不听大家的好意劝告，即对粥汤米粒要慢慢品尝，甚至要留着吃，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总是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见了胡风分子贾植芳，“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贾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待桁家里吃过螃蟹吗？”

    1961年9月，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龙榆生摘帽，龙赋《贺新郎》（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龙的处境稍胜于前。龙为什么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1979年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右派的改炸告》中说，“约1961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乐学院在《悼词》中则说，“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文革”中，批斗陈景润的人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吗?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3，什么玩意儿?伪科学!”陈腾地跳上桌子，一步便迈向洞开的窗户，纵身往下一跳!命不该绝。他从三楼窗口往下跳，伸出的屋沿挡了他一下，只是大腿上擦破了点皮，有涔涔的鲜血冒出来。一个造反派干将，见到跳楼后平安无事的陈景润说：“真不愧是个知名的数学家，连跳楼都懂得选择角度!”

    钟惦斐在干校里掏厕所特别用心，而且创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个空罐头盒，在上面打两个眼儿，穿铁丝，挂在棍上，可掏出深坑里的粪，就是他想出来的。他掏过的厕所空空洞洞，纤尘不染。后来干校快结束了，让大家填一份履历表，其中有一项是特长和今后志愿。钟惦斐除自己的电影理论专业之外，特长填了“掏厕所”。志愿一栏中，写的是：清洁工人。

    钱钟书、吴晓铃两人曾在干校里烧开水。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著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书，吴是解放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钱、吴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到了冬天，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钱、吴就会用充满“愤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1978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与沈从文有过多年友谊的萧离解嘲似的说：“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涨。”对这一切，沈显得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世纪之交，寿者荣辱。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有章克标、巴金、施蛰存等人。一次李欧梵拜访施蛰存，谈到要为他贺百岁寿辰，施说：“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二十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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